内容简介

吴敬琏，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1984—1992年，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中国改革》杂志社资深记者、编辑。他长期关注改革大局，曾在国内多家主流媒体发表文章，被多家媒体聘为特约评论员、专栏作家。

作品目录

作者简介

吴敬琏，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1984—1992年，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中国改革》杂志社资深记者、编辑。他长期关注改革大局，曾在国内多家主流媒体发表文章，被多家媒体聘为特约评论员、专栏作家。

精彩摘录

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的人们也承认，在市场还没有发育起来的条件下，政府不能不承担更大的协调责任。因此人们倾向于同意发展经济学家格申克隆的说法，在落后经济向发达经济冲刺的过程中，为了发挥“后发优势”，强有力地政府往往是利大于弊的。于是，支持改革的人们在改革中达成了某种共识，即改革的初步目标应是建立起某种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较之工业化国家更大作用的市场经济。

——引自第5页

威权发展模式是特定国家在获得快速增长的关键历史时刻的工具，而不是最终的发展目标。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时期的阶段性战果，它的价值充其量只能保持几十年的时间。一旦经济完成起飞，威权发展模式就应该转向民主发展模式。因为维权体制的合法性来自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增长速度必然放缓，社会不平等、政治腐败等社会问题日益尖锐，就需要重塑统治的正当性来源，建立民主体制。事实上，威权发展模式本身就涵盖了转轨性质，因为随着经济发展，社会价值趋于多元化，新兴的中产阶级要求更多的民主权利。

——引自第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