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哲学概论-哲学宗教-社会科学-太极之巅书单号

书刊介绍

华为哲学概论内容简介

本书对华为企业文化的运作方式与成功路径做了深入分析，阐述了有关华为的*新、*热门的危机话题，并对其危机的产生原因及应对之法提出了自己的判断和见解。把华为的成功与危机放置在同一个参考系统中观察，在分析华为的成功路径的同时，也指出其中埋伏的隐患，把华为的成功与危机作为一件事情的正反两面进行了解读。

华为哲学概论本书特色

一个公司的基本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和普世价值观。为什么任正非总是销声匿迹？为什么华为总是无处不在？完整阐释任正非的经营理念与华为企业文化，一个前华为神秘高管为您揭秘华为不为人知的内部事儿！

华为哲学概论目录

自序
上篇：风华绝代乱世生——成功者华为
**章从代理商到业内大鳄——华为成长史
再见，体制！
一场豪赌
从“西乡军校”到“黄埔军校”
对房地产说“不”
“农村包围城市”的背后
“天气好时，别忘记晒钱！”
出征海外
难得的机会
“泰坦尼克号也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出的海”
国际版“农村包围城市”
市场机会窗的出现
2005：挺近欧罗巴
美国，冰冷的大门
第二章振兴通信，中华有为——华为人的精神食粮
任正非的家国观念
“振兴通信，中华有为”
作为文化策略的民族主义
作为公关策略的民族主义
第三章老板，父亲，校长——多重角色下的任正非
任正非的复杂身份
企业文化宣传大师
以运动树理念
洗脑？抑或激励？
穿透人性的激励才有效
第四章抬头遥望北斗星——华为人的行动指南
“华为基本法”的诞生
客户至上的逻辑
要“奋斗”，不要“劳动”
不奋斗，就回去找妈妈
自我批判：任正非的金箍圈
新时期的“上山下乡”
不要脸的人才会成功
“唯有惶者才能生存”
第五章走出去，才能走得更远——华为的国际化战略
务实的冒险主义者
狭路相逢唯有勇者胜
低价，也是一种策略
压强原则与机会窗理论
“见谁都说好”
投机与反投机的辩证法
论突破大T的必要性
下篇：问君能有几多愁——华为的危机
第六章高处不胜寒——华为转型之困
成为**之后怎么办？
从“抢粮”到“守粮”
业务转型，前途未卜
华为手机的真相
纠结的领先者角色
第七章：关山难度——华为国际公关的挑战
美国，大门难开
自证清白，一个难题
欧洲人眼里的“低价倾销者”
本土化难题
丧失主动权的公关
关系型媒体策略的利与弊
公关问题出在哪儿？
消除数字鸿沟的领跑者
全球化语境：根本之道
第八章艰苦奋斗过时了？——华为的企业文化危机
文化早过时了
变了味儿的“员工持股制度”
隐患重重的双重差序格局
员工非正常死亡的背后
绩效主义优劣之辨
“灰度”理论的灰色色调
第九章谁能替代任正非？——华为的接班人难题
华为文化能延续吗？
CEO轮值制度之辨
缓兵之计？
任正非的高傲与功利
从《我的父亲母亲》到《一江春水向东流》
附录：华为相关文献选编

华为哲学概论节选

体制出逃者的福祸相倚
当任正非从一家国有的部门经理岗位上离职时，他与几位朋友凑齐了约2万元人民币创办了华为公司。其时为1987年，其地乃是深圳。这是一个了解华为的人所深知的故事。然而，大多数人关注的是华为2万元原始资金的创业之艰，却几乎忽视了任正非创业的时空背景——改革开放年代，一个体制化格局正在逐渐被破开的时期。这是一个崭新的年代，充满了变化、不安和机遇，所以当我们将华为或任正非放在这一历史维度上去观察时，却让我们对它有了另一番思考。
正如吉姆·科林斯在他的名著《基业长青》中所观察到的：“伟大的公司并不靠伟大的构想起家。”实际上，华为的创立，主要出于任正非本人的谋生需要。任正非本人就在《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多篇文章中坦承，自己是在人生无路可走的时候，才被迫创建了华为。
上世纪80年代，任正非由于中国整建制的大裁军，以转业干部的身份来到深圳一家国有企业——南油集团就业，尽管是从军队来到了民间，但实际上仍在巨大的体制中生存，得到体制的保障。虽然当初选择深圳，是因为这里代表了一种体制开放，让正值壮年的任正非怀抱梦想有所作为，但脾气火暴的他在新环境下仍是进展不顺，在一次交易中有200万货款他没有收回来。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为此他打起了官司，但官司结束之后，他也难在南油集团待下去了。
体制是封闭的，要从南油离开去其他地方，并没有今天跳槽那么容易。当时的任正非养家糊口的责任很重，不但有自己和妻儿这个小家，父母也和他住在一起。为了养家，任正非只有选择了辞职“下海”创业，也自此正式告别了体制。“下海”是个很生动的词，下到沉浮的商海之中，意味着离开了岸上，要自己解决生存问题，要么在岸上已经把船造好，要么泳技高超，否则就是生死难料。这是一个巨大的身份转换，体制提供的一系列的福利待遇将随之消失，不仅如此，连养老金、公费医疗、工商保险等之前由原单位解决的社会保障也没有了。当时的人们出门办事，没有单位盖章证明，许多事情都干不成。
任正非被逼到一个“不游泳就淹死”的大海之中。这是一个民营经济开始兴起的年代，虽然生机显露，但依然是困难重重。民营企业的身份并没有得到意识形态的认可，在很多人心目中，民营企业主是不讲道义的。上世纪80年代，在任正非的原籍浙江甚至还发生过“柳市镇八王事件”，温州8名私营企业主被以“投机倒把”的罪名送入监狱。直到1987年，中国颁布了《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次年，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提出了“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并“鼓励、引导私营企业健康发展，保障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才对民营企业有了清晰的界定和合法化。
祸兮福之所倚，风险有多大，机遇也可能有多大。1985年12月25日至1986年1月5日，国务院在深圳召开第二次全国特区工作会议，确立了深圳建立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目标和工作重点。因此1987年创业的任正非也顺应时势，把华为定位为贸易型公司。创业之初，企业生存下去是首要目标，当时的任正非对华为并没有多么高远的抱负。华为前副总裁刘平在其《华为往事》中就回忆说，创立之初的华为虽名为技术公司，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方向，“什么赚钱做什么，还卖过减肥药”，真是与“技术”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