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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摘录

说变化具有“形状”，当然只是一种比喻，其主要含意（此点十分重要）在于说明所谓变化并不就是我们可以指出的就“在那里”发生的某事，并不就是“过去的一些事件”，它同时也是（也许主要是）某种经由史家决定或“塑造”的事物，而史家作出决定或进行塑造的依据，则是他自己当时碰巧想寻求的是哪些过去的事件。E.H・卡尔曾提醒我们：“事实就像广漠无边、有时无法进入的大海中的鱼，史家捕到什么鱼主要取决于他选择在大海的哪一部分捕鱼以及他选用哪种鱼具捕鱼——而这两个因素当然又取决于他想捕捉的是哪种鱼。”更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史家想寻找的事实是甲，他就不大可能发现乙或丙，因为即使他碰上了乙或丙，也不会认为它们有什么重要意义。

——引自章节：第二章超越“传统与近代”

戊戌变法从六月十ー日光绪皇帝颁布第一道改革旨开始，到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替侄儿光绪重新摄政告终，在这段通称“百日维新”的日子里，光绪帝曾就一系列问题广泛须布了改革法令。在康有为的推动下，年轻的皇帝不是把中国的古代圣君树为楷模，而是把明治天皇和俄国彼得大帝这类力主改革的君主视为样。”诏书不断下达：改革考试制度建立新式学堂；推进陆海军、警察和邮局制度的现代化；修订法律精简官僚机构，削减冗员；发展商业、农业、治矿和工业；等等。虽然这些改革措施大部分（如果说不是全部）已由王韬、郑观应（一位颇有思想的买办，1842~1923）等人陆续提出但是总合起来，则远远超过以前的任何改革，是对中国陈旧过时的体制所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它也是第一次由最高层发动的进攻。但是很明显，一阵喧过后，留下的后效甚微。只有几个省（特别是湖南，这里的巡抚同情改革）曾认真努力实现旨。整个帝国其他部分的反应，则从茫然不知所措直到顽强抵抗。许多官员可能愿意实施改革，但并不理解改革。另外一些官员，则由于摸透了改革的意向，而竭力阻挠其实施。满人因皇帝信赖的改革者多为汉人而深感恼怒。保守派惧怕任何改革；温和派则深恐改革会加强他们所厌恶的康有为一派人物的政治影响。在整个官僚体制中，许多人虽然也许并不反对改革本身，但唯恐某项改革会危及他们个人的仕途。总而言之，戌维新的志士如果说善意有余，则实现这种善意所必备的实际政治头脑与经验却极端不足。光绪皇帝本人尤其如此。正如邝兆江（LukeKwong）令人信服地指出，光绪没有自己完整的变法纲领，是一个极端无能的政治领袖。上面勾画出的一幅19世纪后期中国改革运动的轮廓，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改革过程理解为中国对西方和日益西方化的日本所造成的种种新问题的回应。根据这种看法不仅把改革和西方挑战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几乎把它完全看成一种思想问题...

——引自章节：第一章“中国对西方之回应”症结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