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

英国人，是中国通，人称精晓汉学的港督。18岁就到了广州，任职东印度公司。他具有语言和外交天分，喜好中国文学，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叫德庇时。在公司任职期间翻译《好逑传》《汉宫愁》等书成英文。曾作为英国使团随员到过北京。1844年起出任第二任香港总督，并兼任英国驻华公使，任期4年。

1854年，戴维斯获KCB勋衔，1876年，获牛津大学颁授民法学博士学位。晚年隐居布里斯特尔，潜心研究中国文化。1890年去世，是享年最高的一位港督。

出版有《中国掠影》《崩溃前的大清帝国》等著作。

作品目录

译者序
作者序
【上卷】
第一章 欧中交流
罗马帝国、赛里斯与秦人
马可·波罗、阿拉伯旅行家与广州
开封府的犹太人
蒙古帝国与教皇
恶劣的葡萄牙人
费迪南·平托的冒险
海禁与澳门问题
天主教在中国的兴衰
马尼拉、荷兰人与台湾问题
尼古拉斯与国姓爷
第二章 英中交流（一）
1596：离奇失踪的使团
葡萄牙人：背信弃义的朋友
1670：与台湾的交易
英国公使的身份
1736：拒绝跪迎圣旨
“百夫长号”俘虏西班牙船
弗林特先生
英法水手冲突事件
宁波通商受挫
拜见两广总督
测量“阿尔戈号”军舰
澳门：司法杀人
外国海盗挑战中国司法
1784年：“炮手案”始末
第三章 英中交流（二）
1793：马嘎尔尼出使中国
不是“贡品”的“礼物”
广州的美国故事
交趾支那：英法竞争
南海海盗传奇
“海王星号”事件：皇帝受蒙蔽
澳门：三国角力场
和蔼可亲的松大人
两广总督的“顽疾”
1816：阿默斯特访华
践踏尊严的礼仪
17万英镑接待费
1820：屠夫自杀引起的争端
杀人案启示录
1822：广州大火灾
巨额债务：行商体系的变革
瑞士钟表匠之死
广州渐成“火药桶”
鸦片贸易的逻辑
走私船的挑衅
第四章 地理概述
气候与地形
长江与黄河
天下独绝的大运河
万里长城
江南省：最富裕的省份
鄱阳湖风光
福建：Tea（茶）的由来
苗境、苗族与苗乱
帝国的边疆
台湾与海南
四大属国与日本
第五章 历史纲要
被夸大的历史
孔子与四书五经
秦汉与鞑靼
有趣的三国
唐朝：太宗与宦官擅权
宋朝：文明而厌战的朝代
元朝：大都与大运河
明朝：耶稣会士与葡萄牙人
清初反满
康熙：最伟大的君王
乾隆：不一般的运气
嘉庆：奇特的遗诏
气数将尽的王朝
第六章 立国根基
专制制度与家长权威
政府的巨大财富
罕见而反常的现象：百姓公然批评政府
脾气最好的民族
真正的贵族
“三位一体”的皇帝
中央机构
地方机构
武举
腐朽的军队
刑法与刑罚
针对立法的评价
第七章 伦理道德
性格复杂的中国人
中国人为什么不诚实？
过度的民族自豪感
价值体系
“杀害女婴”的真相
人种问题
缠足：残忍的陋习
道德和政治优势
士农工商
皇室宗亲
重文轻武
关于“一夫多妻制”的误解
婚姻习俗
学校与教育制度
丧葬礼仪
第八章 风俗礼仪（一）
春节习俗
幼稚的消遣方式
迎春习俗
社交礼仪
隆重的晚宴
中国人的饮食结构
客栈、酒馆与赌场
劝酒与戏班
帝王的运动：狩猎与雪橇
第九章 风俗礼仪（二）
衣帽
衣料与时尚
念珠、荷包与鼻烟壶
发型与发饰
民居与豪宅
家具与室内装饰
马车与轿子
公馆、邮局与地图
发达的水运
水患：政府焦虑之源
第十章 京城气象
城墙
北城景象
不一样的南城
皇帝的困扰：饥荒、篡位与京畿民叛
圆明园纪事
皇室宗亲的生活
宵禁
缉匪：高效而不公
附文：关于广州杀人案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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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

英国人，是中国通，人称精晓汉学的港督。18岁就到了广州，任职东印度公司。他具有语言和外交天分，喜好中国文学，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叫德庇时。在公司任职期间翻译《好逑传》《汉宫愁》等书成英文。曾作为英国使团随员到过北京。1844年起出任第二任香港总督，并兼任英国驻华公使，任期4年。

1854年，戴维斯获KCB勋衔，1876年，获牛津大学颁授民法学博士学位。晚年隐居布里斯特尔，潜心研究中国文化。1890年去世，是享年最高的一位港督。

出版有《中国掠影》《崩溃前的大清帝国》等著作。

精彩摘录

有些上谕，在下发给宣旨对象之后，会发表在《京报》上。《京报》只刊载与朝堂有关的内容，除了皇帝下发的谕旨，就是上呈皇帝的奏折；对刊载的内容做出任何篡改都是死罪。

——引自第157页

“京报”这一名称在明朝末年已经出现，但在明代实际上是邸报的别称。至清朝初年，京报与邸报也是同一概念。因为在明清时代，各省都派有专司文报的提塘长驻京师，兵部则派出提塘分驻各省。驻京提塘称为“京塘”，京唐抄发的邸报称为“京报”；驻省提塘称为“省塘”，抄录的各省辕门钞称为“省报”。这种省报往往印成单张随京报一同分发。所以“邸报”这一名称就逐渐为含义更加明朗的“京报”所取代。又明代的邸报发行范围扩大，一个府就有好几本，提塘从六科抄得邸报原件后，便让民间抄报人抄写或印刷若干份，由塘兵排日提送。当时既有提塘主持的官报房，又有抄报人组织的民间报房，民间抄报人，又称“京报人”或“刷写文报者”。因为邸报的内容有一定的保密性，而抄报人又是普通的老百姓，便会出现个别胥吏和商贾向民办报房订阅邸报的事。但这种行为在清朝雍正之前是被禁止的，因为阅读邸报这一官员们的政治待遇，还不肯轻易与庶民共享。因此，明末清初虽有“京报”这种名称，也有民办报房专司抄报工作，但还未发展到后来那种由民间报房公开发行销售的程度。“京报”发展到完备形式，即可以用《京报》来指称，则始于乾隆年代，清中叶以后日趋盛行。现存的京报实物，大都在光绪、宣统年间出版，亦有一些道光年间出版的。清高宗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抚州卫千总卢鲁生等抄传伪稿案发。朝廷感到由各省提塘分别向地方抄发“京报”，很容易夹入伪稿，便决定对抄报制度进行一次改革。清高宗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朝廷决定：“嗣后各提塘公设报房，其应抄事件，亲赴六科、五城御史严行访察，如有讹传、私抄、泄露等弊，交部治罪。”由于全国统一抄发，复制量很大，因而这一印制任务由与内府有关系的荣禄堂南纸铺承担。这种印制物的名称开始固定为《京报》，但其性质仍然属于官场的情报资料，其内容仍是些可以公开的宫门抄、明发谕旨和大臣奏章。清高宗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173年）以后又规定凡刊入京报...

——引自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