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源（中文版）》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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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解释过去，而不仅仅是呈现过去。找出故事的更宏大的背景，就是为了不仅仅说出“发生了什么”，而且要说出它意味着什么。

历史首先是一种论辩。它是不同历史学家之间的论辩，也许还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论辩、实际发生之事与即将发生之事之间的论辩。论辩是重要的，它们创造了改变事物的可能性。

历史是一个过程、一种论辩，是由关于过去的真实故事所构成的。

捍卫历史“真相”的最初驱动力（就像在早期基督教时代一样）来自宗教冲突。

历史学开始的途径之一是资料。另一途径是历史学家本身：他们的兴趣、观念、环境和经历。

在许多方面，历史始于问题也终于问题；也就是说，历史永远不会真正地结束，历史是一个过程。

历史学家总要判定哪些事情是可以说或者应该说的。所以“历史”（历史学家所讲的关于过去的真实故事）不过是由那些引起我们注意的事情构成的，我们决定为现代听众复述这些事情。

吉扬的供词周围有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个对他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世界以撩人的碎屑和片断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某种意义上，一切历史都希望说出自己当前时代的某些事情。

演变为“历史”的希腊词语最初意味着“询问”，更明确地说，是指一个人能够在相互冲突的描述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

历史永远不会真正地结束，历史是一个过程。

过去本身不是一段叙述。整体而言，过去就像生活一样无序、混乱、复杂。历史就是要弄清这种混乱的意义所在，从旋涡中发现或创造模式、意义和故事。

合理猜测的艺术是现代历史学家的第三种美德

“起源”只是我们选择的这个故事的起始之处，它决定（也被决定）我们想要讲述的是何种类型的故事。“后果”则是我们的终止之处，此时我们已疲惫不堪。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沉醉在关于世界如何运行，人们为何要做他们所做之事的种种兴趣、道德、伦理、哲学和观念之中。

他用修辞技巧来摆弄“事实”并不是一种花招或借口，而是历史编纂方法的合理组成部分。

上世纪末历史之所以能职业化，部分原因在于，现代国家维持一个知识分子阶层的经济能力增强了。随之而来的结果之一是出现了历史应该服务于民族国家需要、创作“民族”历史的期望。

“专业的”并不意味着“公正的”，它主要表示“有报酬的”。

档案必须被烧毁（当然是在象征意义上），历史才能得以发生。我们必须拥有资料——我们也必须拥有沉默。

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他们不是在自己选择的情境之下，而是直接在碰巧遇见、给定，以及从过去流传下来的情境之下创造历史。

人们出于与当下相关的原因，在与当下相关的环境中行事。但他们的所做所为激起了波浪，超出其自身并向外扩展，又与无数其他人所激起的波浪相互作用。在这些相互碰撞的波浪所构成的模式中，历史就在某处发生了。

将历史作为某种思考的工具

历史是一种论辩，而论辩提供了变化的机会。

“猜测”暗示着历史编纂过程具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它甚至还暗示着历史学家有时会把事情弄错。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将历史本身“历史化”；就是说，去探寻它的根源何在、从何而来、如何演变，以及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被用于何种目的。

基督教的信仰并不依靠命运之轮，而是认为世界在两个固定的点——造物和天启——之间无情地移动

11世纪和17世纪的交替时期之所以出现了历史编纂的热潮，是因为这些时期正在经历特殊的骚乱和动荡。在这里，历史服务于一个目的：给人们以认同感。在这个意义上，它就像记忆一样。但它是谁的记忆？有哪些事情要记忆？

他的历史哲学被浓缩在一句广为引用的名言中：“仅仅说出事实是怎样的。”

历史学的职业化并未将历史学家从其独特文化的需要和偏见中解救出来；如果要说真的有影响的话，那就是这种需要和偏见得到了强化。

历史以资料为起点，但也以资料内部和资料之间的分歧为起点。

综合总是意味着让某些事物保持缄默。

综合是有用的和不可避免的，但它仍然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不是整个真实。

因此，心态产生于认为过去与现在大不相同的一种感觉，以及要找到方法来分析这些不同（而不是嘲笑它们）的一种尝试。

但是，如果我们说的是过去为我们提供了吸取教训以供思考的机会，我会更加信服。回想人类过去所做的事情——坏的和好的——为我们提供了例证，我们可以借此思考自己未来的行为，正如对小说、电影和电视的研究一样。但是，想象过去事件所拥有的具体模式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和决定提供样板，就是将一种无法实现的确定性希望投射到历史上去。

我们可以将自己的认同部分地诉诸过去，但是为过去所束缚则意味着失去我们的某些人性，失去做出不同选择的能力和选择认识自我的不同方式的能力。

有时人们还认为，历史可以向我们展现关于人类状况的某些深刻而根本的洞见；通过审视过去，我们可以发现自己生活的某种内在脉络。

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自我，推断我们人类作为个体是如何“产生”的，也是为了认识到以不同方式行事的可能性。

历史的“演说者”（或叙述者）应该不偏不倚地说出真相，即使这会冒犯他人；应该按照年代和地理顺序安排内容；应该指出人们有哪些“丰功伟绩”，关注它们的原因，包括其特征和偶然性；应该“用从容流畅的风格沉着地写作”。

历史之于社会，正如记忆之于个人。

兰克经常被称为现代历史编纂之父

博杜安提出，一个历史学家应该像一名律师那样：在相互冲突的记述之间进行取舍，力图建立事件发生的准确顺序，以冷静、客观的怀疑态度对待“证物”（文献）。

历史学家常常提到，被研究的事件发生之时或稍后形成的历史文献是“原始”证据（就像犯罪行为的“第一证人”）。“二手”资料指的是其他晚一些的作家的著作。不过，这只是一种有用的简单说法，并非严格哲学意义上的区分，因为二者之间的界限可能很难划分，而且“二手”资料也是它们自己时代的“原始”证据。

文献很少打算欺骗历史学家，但它们时刻都会愚弄那些粗心的人。

马克思思想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已在历史学家的观念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它事实上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了：这一洞见就是，社会和经济环境影响着人们对他们自己、他们的生活及其周围世界进行思考进而采取行动的方式。

首先，事实与意义之间的对立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没有任何“事实”和“真相”可以在意义、解释、判断的语境之外被说出；其次，真相从而是一个一致同意的过程，因为什么成为“真相”（什么被承认是“真实的故事”）有赖于同侪的普遍（如果不是绝对的话）接受。

这是省略了人的历史——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也不管现在它被用作何意，都要取决于人，取决于人的选择、判断、行为和观念。给过去的真实故事贴上“历史”的标签，是为了让它们看起来是独立于人的参与和作用而发生的。

“但这也是真的：故事能够拯救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