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教案交涉研究-历史文化-社会科学-太极之巅书单号

书刊介绍

晚清教案交涉研究内容简介

《晚清教案交涉研究》为赵树好所主持的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基督教与晚清外交》（02BLJ02）基督教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深远影响，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虽然对基督教与晚清外交这一问题有所关注，但是关注的程度还远远不够，目前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还凌乱、不成系统。关于这一课题的整体深入研究还付诸阙如。作者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爬梳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国际关系学、宗教学、计量历史学等学科理论，根据发展态势，将基督教与晚清外交的互动关系划分为1844—1870年、1871—1896年、1897—1900年和1901—1911年四个阶段，探讨了不同时期基督教传教士在列强侵略中国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阐述了基督教对晚清外交政策及外交活动的制约与影响，考察了清政府在基督教影响下不断调整外交政策的行为及其影响。同时作者又从整体上总结了基督教与晚清外交的特点、影响、历史教训。相信本书的完成，必将有助于全面深入地认识基督教与晚清外交，从而推动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的研究。

晚清教案交涉研究本书特色

学术界对晚清教案交涉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就，为赵树好专著的《晚清教案交涉研究》的进一步探讨提供了借鉴。本书拟在此基础上，拓宽思路，转变视角，在以下六个方面有所创新：**，资料的利用方面，本书除了充分利用现有资料之外，还大力发掘新资料，比如*近出版的《清末教案》、《中美来往照会》、《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尚未公布的中国**历史档案馆资料，上述报刊和外文资料以及台、港及国外已刊未刊资料等，以推动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第二，研究方法上，本书拟在充分占有国内外资料的基础上，详细阐述案情和中外交涉情况，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法、中外条约，包括“《圣经》、《天主教会法典》以及新教诸派的教会规则、章程”在内的教会法，《大清律例》、对中国民间社会具有约束力的“祖先崇拜、神灵崇拜……

晚清教案交涉研究目录

绪论
一、缘起
二、晚清教案交涉的机构、程序
（一）晚清教案交涉的机构
（二）晚清教案交涉的程序
三、资料概述
四、研究现状
五、创新之处
**章弛禁时期中外有关教案的交涉
（1842年一1860年9月）
一、炮舰威逼下的弛禁
二、清政府继续打击中国教徒
三、传教士越界传教案的交涉
四、经济类教案的交涉
五、小结
第二章解禁以后中外有关教案的交涉
（1860年10月一1900年）
一、列强威逼清廷彻底解除教禁
二、重大教案交涉
（一）民教冲突类教案及反教起义的交涉
（二）经济类教案的交涉
（三）教派冲突的交涉
三、中外限教交涉
（一）1862—1863年中法限教交涉
（二）1865年中法有关四川《民教相安章程》的交涉
（三）1871年中外关于全面限教的交涉
四、小结
第三章规范传教活动时期中外有关教案的交涉
（1901—1911年）
一、清廷加强镇压反教斗争
二、中外规范传教士、教徒行为
三、重大教案交涉
（一）民教冲突类教案交涉
（二）民教争地案交涉
（三）教派冲突交涉
四、小结
第四章清政府教案政策与地方官执行中的错位
一、恪守成约
二、查明案情
三、持平办案
四、镇压反教斗争
五、一度支持义和团的反洋教反侵略斗争
六、小结
第五章主要列强对华教案政策比较
一、列强对华教案政策的共性
（一）重大教案联合行动
（二）义和团运动前后态度差异明显
二、法国：利用、袒护教会
（一）利用“保教权”扩大在华影响
（二）教案交涉旷日持久，不厌其欲不休
（三）频繁以炮舰干预教案
三、德国：对来华教会由漠视到利用
（一）漠视来华教会（1830～1889）
（二）利用教案攫取在华权益（1890—19111
四、英国：由野蛮到温和
（一）19世纪40—60年代：未经授权的炮舰政策
（二）19世纪70年代后：态度转为温和
五、美国：依约办案，限制教会
（一）在许多教案处理中作出让步
（二）主张限制教会
六、小结
结语晚清教案交涉之检讨
一、晚清教案交涉的性质
二、晚清教案交涉的特点
三、晚清教案交涉的影响
四、晚清教案交涉的历史教训
附录
一、重要外国人名、机构及报刊中外文对照表
二、参考文献
后记

晚清教案交涉研究节选

二、重大教案交涉这一时期的重大教案种类繁多，主要有民教冲突类教案与反教起义，经济类教案，以及两教冲突类教案，中外交涉的规格也进一步提升。（一）民教冲突类教案及反教起义的交涉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爆发了大量民教冲突，并发展为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反教大案，出现了有组织、有领导、有明确斗争目标的反教起义。中外双方围绕着这些事件和起义展开更加复杂的交涉。试举数例：1870年天津教案天津隶属直隶，地处该省东部，濒临渤海，为北京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天津教案的爆发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就曾两度侵占天津，拦截商船，抢劫财产，杀害民众，天津人民深受其害。1860年开埠后，外国轮船垄断了天津的航运业，当地民船上的大批工人失业，生路断绝。与此同时，某些西方基督教士在列强的袒护下，与部分不法教徒相互勾结，强占民房，干预词讼，欺压民众，成为为恶一方的邪恶势力。法国天主教遣使会还在天津设立育婴堂，广收婴儿。仅在1870年上半年，所收婴儿就多达450名。在当时的条件下，数百名婴幼儿挤住在一起，医疗保健很难满足需要，婴幼儿死亡率很高。教堂不但收容幼童，而且为了“拯救灵魂”，还给垂死婴孩洗礼。据统计，仅1868-1869年的两年间，仁慈堂就曾为大约2000名病危婴儿付洗。起初，死去的婴儿都葬人望海楼附近的墓地。但在两年后，墓地即已埋满。此后抬至河东义地掩埋。教会此举不能不引起天津绅民的猜疑。于是纷纷指控教堂“迷拐”儿童，“挖眼剖心作为药材”。1870年夏，天津大旱，传染病流行，仁慈堂幼儿接连死亡，有时一天死去数人。“是时堂中死人过多，其掩埋又多以夜，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6月4日，野狗扒开河东义地仁慈堂所埋死儿之棺，棺中有多具儿童尸体，数百居民围观。天津道周家勋也派员勘验，挖出一些小棺，均系一棺数尸。目睹者以死人“皆由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由是浮言大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