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理想读者》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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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书摘

我们的焦虑和困惑投射于文学，对文学的种种不满，呈露着我们的分歧和分裂，以至于在想象的、审美的领域很难达成起码的交流

如果上帝在话，那么他也有待于个人的独自寻求

《灵与肉》体现了“安居”的焦虑。它对大地、生灵、汗水、劳动之美的讴歌，有一种马克思式的、也是德国式的浪漫主义哲学关切。这种关切在1980年可能仅具修辞意义，至今在中国文学中也只在韩少功那里一息尚存。而在所谓的“底层写作”中，劳动的尊严更已被预先抽去，“底层”的伦理正当性仅仅系于他们是“弱者”。

三年后，在马原的《叠纸鹞的三种方法》中，支配着五四以来文学语言和文学叙述的一些基本价值，比如诗意，比如比喻，比如事物向意义的升华，比如一种直接的和权威的声音的自洽、连贯和圆满，被尽数打破。现在开始的，是干燥的语言，似乎它的志向仅仅是捕捉事物。这也是一种不再由强大主体统治的语言：它的规则是内乱，是断裂、对比和冲突。

莫言给中国文学带来一个语言上的变乱：美感、语言的美感，与伦理与善并不重合，天与地是大美，但天与地无所谓善恶。

刘震云发表了《塔铺》，这或许是80年代激情陨灭的最初征兆：在一群农村青年的高考挣扎中，横亘着坚硬的事实——没有超远的精神，他们如此卑微，不过是力图不被生活碾碎。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看着那些人类基本情感的流淌。

汪曾祺在1980年发表《受戒》

对于文学，人们还是有一种厚古薄今的倾向，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拿传统经典来要求当代创作，这让“当代文学”的意义变得模糊不清，你认为呢？

几乎所有对中国文学的责难都立足于一个强大的论据，那就是作家们不关注现实、逃避现实——人们对现实所怀有的巨大焦虑急需得到缓解和释放，但我们可能过于焦虑，以至于将现实简化成迫在眉睫的种种问题。

张炜的《你在高原》

2010年一个最突出的现象也许就是非虚构写作的兴起

形式、语言，也是老老实实的，没有狂放、放浪的文学精神。

当我们正在预测和慨叹小说和“纯文学”的末日时，汉语小说甚至尚未完成它基本的现代使命：追究、发现和扩展我们的内在性。

朱山坡的《回头客》和叶弥的《另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