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洲》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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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欧洲人长期以来共有的并把他们联系起来的纽带之一恰恰是分裂意识。

马歇尔计划让西欧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幸运处境：既有能力进口初级材料，又能投资公共基础设施；既可以保持和提高收入与国内消费水平，又可以把失业率维持在历史最低水平，甚至还能控制通胀。

过去对民族和军事成就的强调变得有些不合时宜并被打入冷宫，社会和经济事务成了关注的焦点。

这同样解释了许多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知识分子热切的亲法情结，在试图跨越东西方之间冷漠和误解的鸿沟、让自己融入欧洲文化的努力上，他们堪比——甚至超过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波兰作家们。

法国和联邦德国关系中心照不宣的前提是：你们假装不强大，我们假装没注意到你的强大

今天的欧洲更多是理念而非地域，是一个利益共享和相互合作的和平、繁荣与国际化的共同体，是一个“思想的欧洲”，代表了人权，代表了商品、思想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代表了日益深化的协作与团结。

在欧洲大陆统一问题上最为高调的英国领导人，恰恰在后来欧洲共同体的真正建设过程中没能扮演任何积极的角色

20世纪20年代，欧洲统一理念背后的驱动力来自和平主义。在1922年的一份支持欧洲合众国的宣言中，起草者表示，统一的欧洲将不再有战争。

这与法国的外交传统策略一脉相承，即同德国以东的强国建立联系

城市的高失业率让就业不足或经济状况糟糕的农民和农业工人没有了别的选择。各国拥有投票权的贫苦农民纷纷转而支持承诺解决他们疾苦的法西斯或民粹党派。

1955年的问题也是如何保持较高的农产品价格，同时又把它维持在对消费者来说合理的水平上。

共同农业政策的有趣之处在于，即使在法国，它也从来没能惠及大部分农民。它的受益对象主要是大型谷物和牛奶生产商，橄榄、蔬菜、水果和酒类种植和销售者得到的好处要少得多

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对狂热的定义：如果忘记了目标，你就加倍努力

“二战”的特异之处在于，它不仅让一些国家内部出现了分裂，而且每一个欧洲参战国都是失败者。它把关于战争、内战、占领和失败的共同记忆留给了欧洲次大陆，这是它有趣而持久的影响。尽管“一战”同样造成了巨大的人员损失，但对冲突和破坏的共同体验远不如1945年后强烈。于是，欧洲人全体成了“失败主义者”——他们不愿继续相互争斗，也厌倦了任何对战斗的承诺。

两个明显的例外是英国和芬兰——在西欧国家中，只有它们尚可为自己“二战”时的军事表现感到骄傲

在法国，战后的美好愿望在议会的政治游戏和个人表演中被消磨殆尽。用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话来说，道德革命和战后重塑法国的梦想不仅失败了，而且“变得颜面扫地”。于是，与出色的经济表现相伴的是政治上长期的不稳定，以及日益严重的制度腐败和公众失望。

这就是现代欧洲的奠基神话，它认为欧洲共同体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更广泛的泛欧愿景的核心部分。

就像弗洛伊德（Freud）在《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s）中分析人类情感的条件时所提到的：“让一大群人团结在友爱中总是可能的，只要还有其他人作为他们的攻击对象。”

“让一大群人团结在友爱中总是可能的，只要还有其他人作为他们的攻击对象。”

在民族混杂的地区，宗教信仰同样体现和决定了社会地位：在波罗的海地区，地主是天主教徒，农民是东正教徒

在西欧，突出的分歧不是出现在东西之间，而是南北之间。到了17世纪，这种分歧已经相当明显了：北方人主要是新教徒（路德宗、加尔文宗或圣公会），语言属于日耳曼语系，并按照明确的边界被划分成民族国家；南方人则使用拉丁语系的语言，信奉罗马天主教，他们的聚居区仍然处于皇帝或教皇的统治之下

希特勒的社会革命为斯大林的类似行动铺平了道路——事实上，最好把两者视作同一过程。

苏联牵头的正式国际协作完全无法解决这些贫穷国家的困局，只是对西方类似做法的苍白而无效的模仿。1949年筹建的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不仅向不同国家随意指派生产任务，让它们生产出谁都不要的东西，然后按照不容变更的汇率由其他成员国买入，而且断绝了它们参与蓬勃发展的西欧贸易市场的可能性，某些东欧国家原本很有可能从西方的繁荣中受益——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贸易活动的起飞。到了1979年，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的国际贸易仅占全球国际贸易总额的9%。

最终，东欧学者（他们自称中欧）的美梦都破灭了。他们曾经憧憬一个没有东西差异的欧洲，并希望被保存（或铭记）的中欧文化能够夺回应有的地位，但现在他们一定意识到，自己为解放付出的代价是在国内外再次被边缘化。

“遗忘或者说历史错误是民族史的关键要素，因此对于民族而言，历史研究的进步经常是个威胁。”

从1951年到1990年，除了巩固原有地位，法国几乎没做什么，而德国经济则扩展到整个欧洲。法国成了局限于欧洲西部边缘的地区性力量，而德国甚至在统一前就再次成为了欧洲大国。

1950年，石油仅占西欧能源需求的8.5%；就像我们在前文看到的，其余部分大多由煤炭这一欧洲本土的廉价化石燃料提供。但到了1970年，石油已经占据欧洲能源消费的60%

西欧福利国家面临的主要危险是人口的老龄化，这甚至比失业更为严重

奥德利的约尔格·海德（Jörg Haider）和法国的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领导的极右翼民粹党派对失业年轻人和无保障老年人的吸引力要超过有工作的壮年人，这种现象应该引起警觉

大多数欧洲政界人士清楚地看到，最大程度的福利国家不可能被无限期地维持下去。难题在于选择让谁率先失望：人数日益缩水的贡献者，还是越来越多的非自愿受益者。两部分人都有选票。今天，出于习惯和善意，人们倾向于在国家资源和战略允许的情况下保留尽可能多的社会福利。但在过去的几年间，福利辩论中的另一个因素正在让国家政治决策朝着越来越难控制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所谓的移民问题。

由于这股移民潮，20世纪60年代的西欧在那个世纪第一次出现了入境移民超过离境移民的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在相当一部分的法国主流选民看来，对于某些在二十年前被视作过于接近法西斯主义的政策表示认同没有什么不可接受

法国的情况同样适用于意大利，改头换面的新法西斯主义者近年来已开始在政府任职；在荷兰，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现在已经是政治主流的一部分；在奥地利，约尔格·海德的极右翼自由党在1995年12月的大选中赢得了22%的选票；甚至在德国，客籍工人和其他未来的移民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并美其名曰“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而关于统一边境和对外国人监管的协定则是在申根（Schengen）签署的

但“欧洲”现代首都的本能和返祖布局（也是政治考量的结果）警示我们，今日欧洲的现实可能并非全新，它所宣称的创新可能也不完全是现实。

以加泰罗尼亚为例，这种经济上的不成比例使得本就甚嚣尘上的地区分裂主义被火上浇油。加泰罗尼亚人对弗朗哥有意鼓励卡斯蒂利亚人移民巴塞罗那及周边地区感到愤怒（该策略的目的是稀释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有理有据的反弗朗哥情绪），并利用西班牙回归民主之机重申了自己的独特身份。1983年通过的《语言规范化法案》规定加泰罗尼亚语是当地学校的“主导授课语言”，但仍允许在课堂上使用西班牙语。十年后，地区自治政府进一步要求，8岁以下儿童在校时只能使用加泰罗尼亚语。强调民族身份（非西班牙）的背后是对马德里当局持续的抵制，后者将来自加泰罗尼亚的税赋和其他收入重新分配给西班牙更加贫穷的17个“自治省”

无论如何，西欧的富裕地区（原有的或是新建的）对于直接或通过欧盟制度联起手来非常感兴趣，这无疑会使它们与所在的民族国家产生更大摩擦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的诱人之处在于它的世界性和现代性，完全不同于老式和受限的（也是人为和强制的）国家约束。

它根本行不通，就像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所信仰的还原主义谬误，即社会和政治的制度与关系天然且必然遵循经济的制度与关系。诚然，生产、商业和金融的组织形式已经国际化，洲际和地区间的有机体很可能成为欧洲经济生活的未来。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可以或者应该遵循相同的模式。

作为记忆共同体的象征，以国家形式存在民族拥有熟悉与恰当的框架，将很有可能成为唯一也是最合适的集体与共同身份的来源。考虑到社会主义乌托邦宏大而抽象的普世目标的戏剧性破灭，以及一个日益扩大和繁荣的洲际联盟不现实的承诺，以相近地理位置为基础，植根于过去而非未来的社会实体的优点也许被低估了。无论如何，让值得尊敬的政治家更加关注民族和国家的优点（并减少对“欧洲”奇迹的关注）也许可以把它们从更极端主张的宣扬者手中夺回来。

。这个最新的例子再次证明，欧洲的未来将由德国主导，不然就会一事无成。

《申根协定》的目的在于让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地中海组成某种形式的人口界墙，让上述缓冲国吸收和阻挡绝望民族向西或向北的迁徙——既包括它们本国的，也包括它们以南和以东的。

和退回“欧洲堡垒”的需求

三个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