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传》批判事件研究：从历史语境的角度 内容简介

武训是清末山东堂邑县人,他的特殊事迹是“行乞办学”。1950年10月以武训生平事迹为内容的电影《武训传》上映引起“好评如潮”，同时也有对影片的批评意见。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这场争论对于新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意义，决定借对《武训传》的讨论批判，进行新国家意识形态教育。毛泽东强调：“重要的不是武训和《武训传》”，“主要是提高思想认识”，“对事不对人”。但这场批判运动还是发生了一些“简单”“片面”“压服”的现象。《〈武训传〉》批判事件研究：从历史语境的角度把对《武训传》批判事件的研究重点，放到对特定的“历史语境”和它的“实际构成”上，重点关注该事件发生特殊时代——“立而不确”的“新民主主义秩序”，以及当时政治领导人特定的思想认识和深刻的政治思考，通过“移情”到“彼时彼地”，用“同情的理解”去展示其“合情合理”的一面，以期对这个重大事件进行新的合乎逻辑的解读。

《武训传》批判事件研究：从历史语境的角度 本书特色

武训是清末山东堂邑县人,他的特殊事迹是“行乞办学”。新中国成立前的电影剧本《武训传》对他所做的事赋予了浓厚的感情色彩，称他为“千古义丐”，反映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的时代特征。
新中国成立初期重新拍摄电影《武训传》时，编导们对旧剧本进行了“把武训革命行动明朗化”的修改，但在这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时代，这些修改反而使得影片在“关涉到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方面，与当时正在大力确立和巩固的国家意识形态呈现出诸多相违之处。1950年10月影片公映后“好评如潮”，社会旋即掀起了“武训热”，引发了毛泽东的特别关注。在毛泽东看来，这些对武训和《武训传》评价的主流，是用似是而非的“马列主义名词”表达出改良主义的思想认识，由此决定借讨论和批评《武训传》，在新中国进行新国家意识形态教育。*初是要求在一定范围内讨论和批判武训的“不足为训”，然而，许多人对此认识上“跟不上”。1951 年5月初，毛泽东决定亲自指挥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斗争”。与此同时，毛泽东再三强调：“重要的不是武训和《武训传》”“主要是提高思想认识”“对事不对人”。但是，这场批判运动在贯彻执行毛泽东真正意图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些“简单”“片面”“压服”等现象。
批判电影《武训传》事件是新中国为确立新的国家意识形态而进行的 场大规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在当代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该事件的发生、发展及结果似乎又是偶然和随机的，并非简单的“冤假错案”。发轫之作又具有“奇特性”，本身就说明批判《武训传》事件具有非同寻常的原因与背景。一旦我们“破译”出这一“奇特表象”下完整的逻辑程序，我们可以得到极为生动、丰厚的思想认识和历史教益。
《〈武训传〉》批判事件研究：从历史语境的角度把批判电影《武训传》事件的研究重点，放到对事件特定的“历史语境”和它的“实际构成”上来，即重点关注该事件发生特殊时代——“立而不确”的“新民主主义秩序”，以及当时政治领导人的特定的思想认识和深刻的政治思考，通过“移情”到“彼时彼地”，用“同情的理解”去展示其“合情合理”的一面，以期对这个重大、“奇特”事件进行新的、具有逻辑自洽性的解读，是一部集思想性和历史性于一身的好书。
靠乞讨攒钱办义学的武训被誉为“千古一人”。
电影《武训传》中的观点却与新中国意识形态不合。
批判电影《武训传》体现出中国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变迁。
批判《武训传》时，毛泽东一再强调：“重要的不是武训和《武训传》”，“主要是提高思想认识”，“对事不对人”。
但这场批判运动还是发生了一些“简单”“片面”“压服”的现象。
破译这一奇特表象下的逻辑关联可以获得丰厚的历史教益。

《武训传》批判事件研究：从历史语境的角度 目录

《武训传》批判事件研究：从历史语境的角度 作者简介

杨俊，江苏阜宁人，生于安徽宁国。历史学博士、公共管理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高级访问学者。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浙江财经大学杰出中青年教师资助计划人选。现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教授、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二十一世纪》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全文转载，多篇论文被评为省部级优秀成果，出版学术专著数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以及省市级社科基金等项目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