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腐败行为的运作逻辑及其关系模式-基于关系视野的考察-政治军事-社会科学-太极之巅书单号

书刊介绍

中国腐败行为的运作逻辑及其关系模式-基于关系视野的考察本书特色

由岳磊著的《中国腐败行为的运作逻辑及其关系模式--基于关系视野的考察》从关系基础、关系运作、关系动力、关系伦理四个方面对腐败行为进行深入的考察与解释。关系基础是“关系”存在与否的先赋性要素，行动者会依据对方与自己的“关系”而采取基于特殊主义的行为法则从而导致腐败行为的产生。当行动者之间不具有关系基础时，其中一方行动者会通过一个或多个中间人的关系运作过程与对方建立起关系。这一关系运作过程与关系基础有着相同的逻辑，即关系运作依然需要建立在关系基础之上，并且关系基础还会成为关系运作的“关系”来源。无论是具有关系基础还是通过关系运作而建立起关系的双方行动者，都需要通过宴请、礼物等方式为维系和强化彼此之间的关系提供动力，特别是将不被法律认可的贿赂转化为能够被社会规范所接受的礼物这一自我道德化表演的策略作为增进双方关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基础。以关系为导向的人情和面子作为一种媒介贯穿于个体之间建立、维系和发展关系过程的始终。关系基础、关系运作、关系动力都需要在由义务性的人情和嵌入性的面子所构建起的关系伦理的指导和规范下进行，另一方面关系伦理也为上述三个方面提供了理解和解释的基本框架。

中国腐败行为的运作逻辑及其关系模式-基于关系视野的考察内容简介

当前，制度主义分析框架是国内腐败问题研究的主流趋势，“制度”似乎也逐渐成为学者们开展腐败问题研究的路径和框架。而我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对社会行为持续发挥作用的一些本土性文化解释概念（如“关系”、“人情”、“面子”等）却被腐败问题的研究者们忽略了。《中国腐败行为的运作逻辑及其关系模式：基于“关系”视野的考察》以“关系”为研究视角，从“关系基础”、“关系运作”、“关系动力”、“关系伦理”四个方面对我国腐败行为的运作逻辑进行全新的理解和阐释。一我国的腐败行为是根植于、嵌入于个体之间，“‘关系’之中的，而并非完垒是特定时期制度的不完善所造成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既是腐败行为产生的原因，同时也不断维持着腐败行为的再生产。在“关系”文化的影响下，我国腐败行为形成了以“关系”为导向的运行模式和运作机制，并深深嵌入到我国社会文化情境之中，导致制度失去了应有的规范制约作用。

中国腐败行为的运作逻辑及其关系模式-基于关系视野的考察目录

**章导论
**节制度能有效解释和解决我国腐败问题吗
第二节腐败问题解释与治理的文献评估
第三节 “关系”：解释腐败问题的理论视角
第四节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第二章我国反腐败的实践历程及腐败状况的变化趋势
**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反腐模式的实践历程
第二节制度反腐思路下我国腐败现象的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
第三节对我国腐败状况的总体评价与判断
第三章关系基础：腐败行为中关系的呈现和类型
**节亲缘关系
第二节地缘关系
第三节业缘关系
第四节友缘关系
第五节 “情”缘关系
第六节我国关系类型与相关西方理论的比较
第四章关系运作：腐败行为中的中间人及其关系网络
**节中间人及其关系网络
第二节中间人作为构建关系的起点
第三节中介腐败
第五章关系动力：腐败行为中的策略与自我道德化表演
**节宴请的作用及其背后的文化蕴义
第二节维持关系的策略：从礼物到贿赂
第三节腐败行为中的自我道德化表演
第六章关系伦理：腐败行为中的人情与面子
**节作为义务履行的人情
第二节作为关系网络中的面子
第三节关于关系、人情、面子之间关系的尝试性概括
第七章结论与反思
**节基本结论
第二节对我国现阶段反腐措施的反思
第三节未来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后记

中国腐败行为的运作逻辑及其关系模式-基于关系视野的考察节选

《中国腐败行为的运作逻辑及其关系模式：基于“关系”视野的考察》：（二）制度反腐论我国在实践层面高度重视制度对于反腐败的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就尖锐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十七大报告着重指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4。”2008年《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以机制和制度建设为重点，制定了今后5年我国反腐败的工作目标，“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初步建立，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比较健全，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基本形成，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党风政风明显改进，腐败现象进一步得到遏制，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有新的提高”。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从三个方面对制度的强调则把制度反腐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首先，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其次，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任职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第三，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完善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制度、改革会议公文制度、健全严格的财务预算、核准和审计制度、完善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和责任追究制度、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国内诸多学者也以制度建设为落脚点，提出了一系列以制度完善为核心的反腐败措施和建议。有学者认为要更有效地反腐败，关键是要掌握腐败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构建抑制腐败活动的有效体制，对症下药，有效部署，建立更加定型、更加成熟的制度。因此，我国在反腐败过程中应不断向建立比较完善的体制努力，通过基本政治体制的构建、执政党党内体制的构建、控制主体和对象的体制的构建、规范政治过程的体制的构建来建立健全一套拒腐防变的制度。王明高在总结了我国清官反腐、重典反腐、运动反腐三种反腐路径各自的缺陷之后，认为这三种路径不可能从根本上惩治腐败，提出了科学制度反腐，即通过制度和法律手段，制约和监督权力异化，并构建了包括家庭财产申报制度、金融实名制度、遗产税和赠与税制度、公民信用保障号码制度、国际反腐合作制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等一整套制度体系，他认为这是从源头上遏制腐败产生的*佳方法，具有普适性、根本性、稳定性、权威性和科学性。何增科则提出了以制度创新遏制腐败的政策框架，包括宏观上优化制度环境、中观上完善制度安排、微观上反腐专门机构的作用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