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学术思想来到中国,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长期束缚国人的思想禁锢得到解放;至二十世纪初,随着清帝逊位,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彻底宣告结束,中国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社会历史的新时代,也是思想学术的新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随着海外留学的大力拓进、新学堂的纷纷建立、西学学理的广泛传播,国内各学术领域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时期,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师。这些学术大师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后世学人表率”之旨,撰著了一批对当时及后世的中国学术发展与演进均产生巨大影响的经典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的学术研究成果,全面展示了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建立及发展过程。这些大师级学人的经典著述,虽经岁月的磨洗,至今仍然璀璨生辉,在诸多学术领域发挥着广泛影响。民国初叶处于历史激变时期的大师级学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既受过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洗礼,国学功底深厚;同时又接受过西方先进学术思想的熏陶,能够熟练运用所学西方先进的学术理念和科学方法,研究国是,探求真知;更重要的一点,他们有着严谨治学的态度,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他们令人叹为观止的学术成,正是建基于这种种主客观因素之上的。
《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学术文丛:中国哲学十讲》:名家的思想,似乎以发挥观念论的辩证法为惟一的职志。里面可分两种:一种是肯定矛盾的辩证法,一种是否定矛盾的辩证法。肯定矛盾是承认实在界和现象界都是矛盾的,否定矛盾是否定现象界的矛盾,肯定实在界的非矛盾。惠施是前者的立场,公孙龙的辩证法,则颇类于后者。不过都脱不了观念论的束缚。墨家的思想便很少辩证法的因素。墨家尚同主兼,立于一因论之上,几乎是反辩证法的思想。况且它标榜“以名举实”,似完全立足于形式论理之上。神学者用形式论理辩护上帝,是丝毫不足奇怪的。形式论理的根本命题是“甲是甲”,神学者便拿这个命题运用到上帝身上,便是“上帝是上帝”“天是天”,因为上帝的本身是无法说明,亦不许说明的。墨子用形式论理讲天志,讲尚同,是极便利的事。宋、明哲学家对辩证法的本身,却是极富于研究的兴味的,虽然他们是做的儒表佛里或儒表道里的工夫。然而正因为他们是做的儒表佛里的工夫,所以从佛教禅宗学得许多辩证法的观察法;又因为是做的儒表道里的工夫,所以又从道家学得许多辩证法的观察法。他们能够说明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本质和现象的关系,用他们自己的用语,是理和气的关系,心和意的关系,乃至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关系。这些在他们都是讨论得很起劲的。不过他们的立场,都陷入于观念论的深渊里。中国的思想家大部分是知道运用辩证法的,可是并非显明地或意识地把辩证法当作一种方法论,当然更谈不上运用到认识论及认识的历史。他们知道用辩证法说明宇宙观,却很少知道辩证法即是宇宙观。在这点,西洋思想家便进了一步。我们看,希腊赫拉克利特不是倡导客观的辩证法*早的一人么?然而他即把辩证法当作宇宙观。他的“逻各斯”是说明宇宙变化的法则,然而也即是他的宇宙观的表现。因此开展后来的黑格尔。黑格尔运用赫拉克利特“逻各斯”的观念,把它的内容充实起来。“逻各斯”在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上,是阐明“矛盾的统一”的法则的,黑格尔根据这一点,作一种体系的说明。他以为“逻各斯”是从抽象的范畴次第进于具体的范畴,从“纯有”经过否定而达于*具体的“绝对理念”,这比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便充实多了。在这意味上,“逻各斯”是黑格尔的论理学,也即是黑格尔的宇宙观。黑格尔以后有马、恩、伊诸人将黑格尔的辩证法更充实到认识论方面。他们不以黑格尔的观点为满足。尤其不满意并且扬弃他的观念论的观点。他们不认为从抽象的范畴到具体的范畴一个简单的程序便是认识的全程。他们以为认识从直观开始,即从离开意识而独立之具体的现实性的直观开始,由此直观而移于*普遍*一般化的抽象的范畴,更由此抽象的范畴进展到具体的现实性的思维。总之,他们的方法有二重意味,和黑格尔的方法不同。一、黑格尔的方法,是“由思维的‘抽象’向‘具体’的移行”,他们则认为“由思维的‘抽象’向‘具体’的移行”,即是具体的现实性本身的创造过程。二、黑格尔以为从直观到抽象的认识程序非真的认识,他们则以为正是真的认识,否则便不免和康德陷于同样的弊病,将历史的东西和论理的东西分开。认识是以人类之社会的历史的实践为发展的基础的,正未可忽视直观这一点。他们所认定的认识的程序是这样: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再到实践。这便是真理的认识、客观的实在性的认识之辩证法的程序。总之,他们和黑格尔的不同点,是认历史的东西和论理的东西不分开的,事实的辩证法和概念的辩证法不分开的,辩证法和认识的历史不分开的。西洋哲学的进步,着实可惊。就发展的现阶段说,他们是认辩证法、认识论、宇宙观,根本是一件东西,这在中国哲学中何曾谈得到这点?比较进步的道家哲学,也不过看到辩证法和宇宙观是二而一的东西,然而道家的辩证法就谈不到历史的一点,正如它的认识论谈不到历史的一点一样。等而下之,如儒家的思想,如新儒家(指宋明哲学家)的思想,那更不必论了。……
李石岑(1892-1934),中国近代哲学家,原名李邦藩,字石岑,湖南醴陵枧头洲人。民国后曾留学日本,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兼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笔。晚年先后曾执教中国公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等,教授哲学、心理学。李石岑学贯中西,融通古今,取各家之长,成一家之学,尤其是对东西方哲学融会贯通的能力,为时人所鲜及和称颂。主要著述和译著有:《人生哲学》(上)、《哲学浅说》、《现代哲学小引》、《西洋哲学史》、《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十讲》、《人生之价值与意义》、《教育哲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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