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中的一代人,在智利皮诺切特时期学会读写,而他们的父母,则是独裁年代的同谋犯或受害者。1985年圣地亚哥大地震中,九岁的男孩首次见到比他大三岁的珂罗蒂雅,后者竟让他帮忙监视她的舅舅劳尔。多年后,长大了的两人重逢,在一场无关爱情的交往中,终于明了当年的真相。九岁男孩眼中的圣地亚哥,成熟作家心念的还乡之路,在作者与角色、过去和现在、虚构与现实之中交织在一起,通过两个家庭的遭遇,书写了一个时代的伤痛。本书荣获智利2012年度“阿塔索国家艺术奖”和同年全国图书理事会奖。
智利年轻一代作家翘楚
《格兰塔》评为“西班牙语优秀青年小说家”之一
亚历杭德罗·桑布拉 中篇代表作,书写了一个时代的伤痛,荣获智利2012年度“阿塔索国家艺术奖”和同年全国图书理事会奖
“回家,就像离开一场尚未结束的战争。”
译后记
亚历杭德罗·桑布拉是智利新生代作家,一九七五年出生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城,不到四十岁时即已摘获多项文坛殊荣。二〇〇七年,在由海伊文学艺术节举办的“波哥大——世界图书之都”活动中,桑布拉跻身“三十九岁以下*具影响力的三十九位拉丁美洲作家”行列。该艺术节曾被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誉为与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齐名的“思想界的盛会”。二〇一〇年,英国文学杂志《格兰塔》再度将桑布拉评选为“三十五岁以下*出色的二十二位作家”之一。
在前两本小说《盆栽》(2006)和《树的隐秘生活》(2007)大获成功后,二〇一〇年,桑布拉在智利出版了他的第三本小说《回家的路》。这一作品不负众望,荣获智利二〇一二年度“阿塔索国家艺术奖”和同年全国图书理事会奖。
《回家的路》的故事情节始于一九八五年的智利地震,止于二〇一〇年的又一次强震。在此期间,主人翁从孩童长大成人,而智利更是经历了从独裁到民主的巨大转变。作者以伤感而又不失温情的笔调,叙述了两代人的经历——童年时期的主人翁曾认定他那一代人只能在父辈的故事中扮演“小人物”,却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成长与面对,学会探寻与沟通,学会为一个个“小人物”重建人生舞台。
《回家的路》具有浓厚的自传体色彩:小说主人翁在童年和青年时期两次亲历智利大地震、弱冠之年离家求学、打过多种短工、在大学教授文学课程等经历,及其写作的苦闷、感情生活的波折、对社会现实的反思……无不折射出桑布拉本人的身影。正如作者在一次关于《回家的路》的专访中谈道:“我并无超群的想象力,只是记性好……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站在所认识的人们的角度说话……故事并非虚构,事实就是如此。”
小说涉及独裁,涉及一个国家和时代的危机,却绝不是一部政治作品。作者在叙述中掺入诗歌、笑话、流行歌词、文学评论等多种元素,使阅读体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虽然智利是地球上距离中国*远的国家之一,可小说情节却让我们倍感亲切。两代人的碰撞中,父辈的挣扎与无奈、晚辈的骄傲和自省,或许也能唤起我们的一丝共鸣;作者娓娓道来的感情经历中,似乎也有你我的过去。
回家的路,是追寻记忆、梦回童年的路,也注定是一段充满艰辛、百感交集的旅程。愿我们都能在这样的路途中,有所感悟,有所收获。
我六七岁的时候走丢过一次。当时我迷迷糊糊,一下子就见不着父母的影儿了。一阵害怕之后,我马上重新出发,赶在父母之前就到了家——那时他们还在绝望地找我。其实那天下 午我倒是觉得,走丢的是他们。毕竟,我可知道自己回家,而他们却没有。
“你走岔道了。”后来母亲对我说,眼里还挂着泪。
“明明是你们走了另一条路啊!”我想着,但没吭声。
父亲在扶手椅上静静地看着。偶尔我觉得他一直躺在那里沉思,但他恐怕什么都没想,可能就是闭上双眼,逆来顺受地接受眼前的一切。不过那天晚上他开口了:“这挺好,”他对我说,“你战胜了困境。”母亲用疑虑的眼光盯着他,可他还是自顾自地发表了一番关于“困境”的杂乱无章的言论。
我缩在父亲对面的沙发上,假装睡着,听着他俩老掉牙的争吵。母亲说上好几句话,父亲只给出一两个字的回应——偶尔斩钉截铁地冒出一个:“不!”偶尔在母亲的咆哮之余插上一句:“扯淡!”还有些时候,甚至会像警官一样命令:“闭嘴!”
那晚,母亲抱我上床,她可能知道我只是装睡,其实却好奇地听着她的一举一动。她说:“你爸爸说得有理。现在我们知道了,你丢不了,知道你能一个人上街了。但你在路上该专心 点儿,该走得更快些。”
我把这话放心上了。从那时起,我加快了脚步。
对我而言,共产党的形象就是整天读着报纸,默不作声地任人嘲弄。我想起了爷爷,他就总爱看报。有一次我问他是不是都要看完,老人回答说是,说报纸就是该全部读完。
我还记得一个尴尬的场景,当时大家在爷爷奶奶家聊着智利的节日。两位老人和他们的五个儿女围坐在大桌子边,我和兄弟姐妹们在旁边的小桌。谈着谈着,我听到爸爸几乎是吼着对爷爷说:“闭嘴!你这个老共产党!”起先没人说话,然后所有人,连同奶奶和妈妈,全都哄堂大笑。连我的一个堂兄,他肯定没搞懂状况,也跟着笑。这些人不止大笑,还用明显的嘲弄口气一再重复“老共产党”这个称呼。
我以为爷爷也会笑,以为这是个纵情大笑、全家放松的好机会。可老人却表情严肃,一言不发。平时没人对他好,那时我就想,这是不是他自找的。
几年后我才得知,爷爷也不曾是个好父亲。他整日游手好闲,把自己的工资花得一文不剩,还要靠妻子卖菜洗衣做饭来养活。我爸从小就得去那些破地方四处打听他,如果*后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他抱着酒瓶子,就已经算运气不错了。
艾米还只有七八岁时,有一回在院子里跟别的小女孩捉迷藏。黄昏降临,该回家了,大人们开始招呼孩子,女孩儿们则应着马上就到——这对抗一直持续,呼唤声一遍遍急促起来,而小姑娘们仍是嬉笑游戏。
突然间,孩子们惊觉夜色已深,呼唤声早已停止。她们以为大人们在瞧着她们,想给她们一个教训,以为大人们也躲了起来。事实并非如此。一进屋,艾米就看到父亲的朋友们哭成一团,而母亲则呆坐在扶手椅上,目光发直。大家都在听收音机新闻,新闻播放着一场暴动,画面上全是死人,越来越多的死人。
“这种事儿已经出过好多次了。”五年前,艾米就那么跟我说的。我们这群孩子顿时明白,原来自己并不那么重要,明白了有些正经事深不可测,是我们没法知晓、没法理解的。
小说是描写父辈的,我以前这么想,现在还这么想。我们抱着这样的念头长大,一直认定小说是描写父辈的。他们似乎注定难逃厄运,一无所知的我们则被庇护于阴云之下。成人们互相残杀时,我们躲在角落里
涂涂画画。这个国家土崩瓦解时,我们还在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叠着纸轮船和纸飞机。*后,当小说成为事实,我们却玩起了捉迷藏,消失不见。
艾米给我看了她*近的画作,却不愿听我读我小说的开头。她用我从未见过的姿态打量着我,我没法描述那姿态。
这如何叫人不感到震撼呢:一张我们深爱的人的面孔,我们和它的主人朝夕相处,以为了解至深,甚至以为那是我们唯一熟识的面孔,多年来我们一直近在咫尺地注视着它。可就是这样一张面孔,当我们发现它居然毫无预兆地绽放新姿,会觉得妙不可言,会感到不寒而栗。那些姿态我们从未见过,并有可能再也无法得见。
曾几何时,我们不知道树木小鸟的名称,也没必要知道。我们记诵的词汇屈指可数,一句“不知道”足以应付任何问题。我们不把这看作无知,而称之为老实。后来,我们学会了修辞,认识了各式各样的树木、飞禽、河流。*终我们认定,哪怕只言片语,也好过沉默无话。
可我并不怀旧。
不,也并非如此。我只是希望自己不怀旧。放眼望去,总有人不断忘怀昨日梦想。从未触动情感的歌曲停留在记忆里;我们一一拜访逢场作戏的昔日恋人、虚与委蛇的旧时同窗;我们张开双臂,迎接所有道不相谋之人。
我震惊,我们能如此轻易地遗忘所感所爱,转眼就以为一切心愿感触都今非昔比。可与此同时,我们还指望旧日笑话能让我们再度开怀。我们希望,也以为,还能再度回到那阴云庇护下的童年。
我就困在这个陷阱、这部小说里。昨天,我写完了一别近二十年后,主人公重逢的一幕。我欣赏这个结局,可有时候又觉得不该让他们重逢。“纵使相逢应不识”才更合适。或许他们在同一条街上擦肩而过,甚至可能隔着柜台相谈甚欢也互不相识。
我们真的在二十年后还能认出一个人吗?如今的我们,还能否透过一丝隐隐的印迹,辨认出某张遥不可及的面孔上那些独一无二却已然布满岁月痕迹的特征?整个下午,我就在想着这些,思索着这一切。
相忘于江湖于我而言是桩美事。大家继续各自迥然不同的生活,直到此刻,才彼此稍稍靠近,但仍如同两条平行线,永无交汇的可能。可这本小说不该由我来写。我只希望做个读者。毕竟,在我写的小说里,主角再度相遇了。我需要他们再度相遇。
昨晚我走了好几小时路,仿佛渴望迷失在某条崭新的街道中——彻底而幸福的迷失。有时,哪怕我们深入歧途,哪怕我们茫然无措,又哪怕我们渐行渐晚,深感黎明将至,我们依旧、也无力迷失自我。在那样的岁月里,哪怕我们竭尽所能,*后依然发现,我们丝毫不懂、不能迷失自我。或许,我们就是这样追忆着能够自我放逐的往昔,追忆着一切都崭新如初的岁月。
今天早上,我在社区公园看到一个女人在长椅上读书。我在她对面坐下,想看清她的脸,但是没能如愿。她的目光完全沉浸在书本中,一时间我以为她知道我在看她,因为她双手把书本举到跟眼睛一样高,两肘仿佛撑在一张隐形书桌上——她或许想以这种方式掩护自己。
我看到了她洁白的额头和几乎金黄的秀发,却一直看不到她的眼睛。书本成了她的面具,珍贵的面具。
她修长的手指如同纤细而有活力的枝条般撑住书本。我一度靠得相当近,像是渴望端详她新修的指甲,光洁整齐,如同根根经过打磨。
我确信她感觉到了我的存在,却始终未放下书本。她就这样举着书,像是在极目远眺。
阅读就是掩饰面容,我想。
阅读就是掩饰面容,而写作则是揭开面纱。
电影这话题让我们兴奋——我们看到的种种情节,早晚会让我们联想到生活,联想到青春和童年。我们已经不能、也不会单单地评论一部电影或一本书。此时此刻,我们看重的已经不是电影或小说本身,而是我们曾经看它们、读它们的那些岁月:那时我们在哪里?在做什么?那时的我们,又是怎样的人?
亚历杭德罗·桑布拉(1975— ),智利诗人、作家、文学批评家,是智利年轻一代作家中的翘楚。他的第一部小说《盆栽》即轰动文坛,并获得当年的文学评论家奖*佳小说奖和国会图书大奖,被称为“智利文坛的一次放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或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他还著有诗集《无用的海滩》《移动》,散文集《未读之书》和小说《树的隐秘生活》。2010年,他被著名的文学杂志《格兰塔》评为“西班牙语优秀青年小说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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