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读攻读》内容简介

作品目录

热门书摘

詹姆斯·伍德在《小说机杼》中就说，“文学与生活的区别在于，生活充满了太多形态不固定的细节，很少能引领我们去关注它，而文学能教会我们该注意些什么”。

福克纳的《八月之光

真正的阅读不是那种用奢逸麻痹我们、让更高贵的感官一直沉睡的阅读，而是我们必须踮起脚尖、用我们最警觉和清醒的时间去进行的阅读”。

这些独特经历让罗斯意识到，从自由民主社会里发轫的美国现实主义，其实是对该国作家的天然馈赠，他们往往很难意识到在欧洲的另一种文学传统下，写作是在消音下进行的，需要小心翼翼地逃避各种审查和禁忌。讲述现实已是一种奢侈，更遑论以文学为武器与政治和传统对垒？

诚然，当反对、怀疑和颠覆的思维模式已俨然成为新的迷信崇拜，道德的训导和说教就可能成为新的变革性力量。

超验主义者

逶迤

米勒终于从《八月之光》中发现，美国南方的意识形态是三位一体的，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和新教信仰在这片土地是共生共灭、相互依存的！

纳博科夫的一句话，那就是“只有重读才是真正的阅读”

擢升

如果说伟大的文学，往往教会我们去习惯于停留在意义的不确定性和道德的含混中，那么好的阅读则完全没有任何模棱两可之处。用米勒的话说，好的阅读“要么发生，要么不发生”，并没有居中状态可言。

洛杉矶就像一块海绵，“吸汲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的潮水，并且随之膨胀着”，变成了卡尔维诺笔下的“让欲望决定自己形态的城市”

他从卡夫卡那里学到的重要一课是，“小说的想象越是玄幻离奇，细节上的处理就越要现实主义”。

就如同海明威的极简主义和铿锵动词映照了世界大战之后的荒芜和死寂，就如同福克纳的极繁主义和缠绕句式刻画了美国老南方的复杂与神秘，菲茨杰拉德的抒情格调和曼妙文风恰恰对应于他笔下那个喧嚣时代的香艳奢华和靡靡之音。

“读书需要训练，就如同运动员所接受的训练那样，而且，人们差不多要终其一生，追求这个目标”

而是我们必须踮起脚尖、用我们最警觉和清醒的时间去进行的阅读”。

我们或许可以天赋异禀地成为一个过目不忘的读者，却无法天生地成为一个洞若观火的读者。

铩羽而归

结构性暴力

米勒用这个例子，说明了阅读绝非一时一地、一蹴而就之事，它完全可以延宕在毕生的岁月中。而且随着生命体验的更新，随着阅读视野的开阔，文本的奥秘会在不断重读中，渐次向读者打开。

而且随着生命体验的更新，随着阅读视野的开阔，文本的奥秘会在不断重读中，渐次向读者打开。

《小镇畸人》

拥趸

托马斯·品钦

迷幻药的劲头退去后，还有多少人记得自己当年的模样？记得那个笼罩在雾霾中的洛杉矶？而历史的教科书，并没有给这代人留下太多的赞美和追忆。不过，好在诺曼·梅勒还记得，亨特·S.汤普森还记得，品钦也还记得。于是，趁着还记得，便有了这本书，一个黑色的乡愁，关于那个已经看不见了的城市。

《波特诺伊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1969）

莱斯利·费德勒曾说，“成为美国人与成为英国人或法国人不同，它意味着去想象一种命运，而非继承什么；因为美国人总是栖居于神话而非历史之中”。

元叙事

小说的想象越是玄幻离奇，细节上的处理就越要现实主义

《我们的小镇》其实是一部“残酷的存在主义戏剧”，却常常在美国戏剧舞台上被表现成一张温情的“圣诞卡片”。

即使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激烈抨击了寓言叙事过于陈腐和机械，即使小说家探索人物内心现实和社会现实已成为20世纪文学的常规，依然有一些杰出的寓言作品进入文学的正典（譬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和加缪的《鼠疫》）。

能力。无独有偶，怀尔德早在1930年代也曾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当时就与时任校长的好友罗伯特·哈钦斯一同倡导大学通识教育，力主在课堂上讲授那些与柏拉图、荷马和莎士比亚这些不朽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伟大的书”。在怀尔德看来，这些是人类永恒而共通的文化遗产，它们超越了政治、地理、族裔、肤色或性别。文学家的使命，正是要让这些“伟大的书”薪火相传，要去仰望头顶的星空，而不是如怀尔德调侃的那样，只去描摹牙医偷情的苟且之事。身处这样一个与古典人文传统逐渐疏离的时代，寓言就成了怀尔德的一种武器，它能帮助作家将那些即将从历史记忆中消失的东西救赎出来，去赋予那些在当下业已消失的意义更久远的声音。

在怀尔德逝世后的追思会上，哈钦斯发表过这样一番感人的讲话：“桑顿曾经说过，他和我是在‘美国新教主义的泡沫橡胶晚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说，它最糟糕的影响是让我们没有勇气去思考那些他称之为‘破窗思想’的东西。这其中的敌人是庸俗主义、狭隘主义、过窄的专业划分。而教育的目的—事实上，也是整个生命的目的—就是要拓展想象力。只有这样才可能带来破窗思想。”可以说，怀尔德是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进入这个世俗化的“泡沫橡胶”时代的，他毕生的信念都是希望对当代社会的集体心灵发出警示，让我们能突破那些庸俗与狭隘，时常向历史的深处凝望，向头顶的星空凝望。

某些天才作家变态旺盛的想象力和学识，冒犯了快餐文化时代普通读者日益萎靡的智商和耐心，因而也和现代小说文类约定俗成的阅读方式相抵牾。

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如果译者自己解穴了，他是否有义务去帮助别的读者脱困？如果有，这种义务的限度在哪里？

诚如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所言，以封闭空间为特色的“规训社会”已过时，取而代之的是“控制社会”，是网络节点和交换机中更为隐蔽和无孔不入的监视与治理。

批评家海耶斯有过无比精湛的总结：“信息之梦最初具有一种逃离的形象，但当它愈发强力地体现为一个可靠的寄居之所，它就愈发看上去不像是逃离，而是一个竞技场，在这里统治与操纵能够以新的方式进行角力。”

在《天秤星座》的某一页，德里罗这样描述刺客奥斯瓦尔德在与美国情报机构秘密接触之后行走在达拉斯市中心的感受：“他想，唯一结束孤独的方法就是达到一种境界，即他和周围发生的真实斗争不再是分离的。我们把那种境界称作历史。”这样的句子，具体而微地代表着小说家与历史学家的角力。

在《淡水小镇》和《我们的小镇》之间，横亘着一道中西文化的鸿沟，它不仅体现为改编者很难在一个重视集体主义的传统中转译斯蒂姆森身上的个人主义存在危机，更体现在全戏第三幕对于宇宙生死观的再现差异

伊格尔顿意味深长地反问我们：难道但丁和斯宾塞是以表达多样含混的道德判断而闻名的吗？难道他们坚定的派系立场有损其作品的伟大了吗？诚然，当反对、怀疑和颠覆的思维模式已俨然成为新的迷信崇拜，道德的训导和说教就可能成为新的变革性力量。

而米勒则从本雅明《译者的责任》中得出一个阅读的道德律令，那就是“任何文本都在命令着读者去阅读，乃至不断地重读它”。于是，尽管读者可以自主决定打开哪一本书、读哪一页，但文本的魂灵却在冥冥中不断呼吁着它的书页被翻开、它的超链接被点击。换言之，阅读行为浸润着人类自由中的不自由，一切对它的施为都意味着伦理的后果。

任何有过在语文课上读武侠或琼瑶而被班主任抓包经历的读者，大概都已心有余悸地明白“选择读什么书”所意味着的风险。阅读，最先可能面临的伦理问题是，你在选择了某些书的同时，就意味着背弃了其他文本或世俗责任。但米勒认为实际情况要更加复杂，因为阅读不是简单的人类行为，它是大脑神经复杂的认知活动。这种认知不只是针对语言编码的意义，也面向文本的风格和美学，同时还在这个过程中要求着读者去时刻做出伦理判断—判断对含混意义的取舍，选择对人物命运的态度，乃至对自身存在做出感悟。它意味着阅读可能是一次危险莫测的个人事件，因为你无法确知阅读之后的你是否还和从前一样。不久前，我的一个年轻朋友在读完塞利纳的《茫茫黑夜漫游》之后就陷入一场虚无主义的人生危机中，她为此专门去了终南山静修了一段日子，才积攒起足够的勇气重新面对日常生活。

南希认为，无论是古希腊城邦还是奥德修斯魂牵梦绕的那个伊萨卡，或是基督教教会中共领圣餐的信徒团契，这样的共同体都预先假设了一种绝对存在、自给自足的主体，然而真正的情形是：在所谓的共同体内，每个个体都埋藏着秘密的他者性（alterity），这些单独的异在其实无“同”可“共”。于是，南希哲学要揭示的悖论是，真正的共同体从来都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人类却一直生活在对它的虚构中，甚至对那种大同和谐的古老共同体充满了乡愁。

依我看，谈论公共生活和文学作品中的语文解毒固然重要，貌似超然独立的知识分子们也不可小觑自身体内的偏见之毒。

这些课程之所以性感撩人，是因为它们继承了柏拉图学园的对话体，教师并非以灌输知识为己任，而意在唤起学生的问疑精神。

在小说的故事性上，余华与博尔赫斯、福克纳有着紧密的师承关系；在语言的文学性上，余华从写《活着》的时候就开始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风格。他说自己当时十分陶醉于文学比喻意象的淬炼，并举了一个例子：福贵葬完自己的亲人，站在坟冢边看着月色下的小路，他感到自己需要抓住一种意象去说明福贵的悲怆，哪怕这个叙述者的文化程度很低。余华说最后他想到了“盐”这个意象，认为在福贵眼里，那个月光下的小路就像撒了盐一般，进而激发读者关于伤口撒盐的联想。这个例子很巧妙，说明了他在先锋文学的年代如何锤炼比喻。余华举了博尔赫斯写过的一句话：“它像水一样消失在水里。”他当时所心仪的，正是这种大师级的文学佳句，以朴素的文学修辞去描摹出最难诉诸日常语言的经验。

张定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