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当代西方著名社会理论家之一。出生于波兰的一个犹太家庭，1954年起在波兰华沙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系任教，1968年被反犹主义者逐出波兰，1972年起任教于英国利兹大学，1990年被授予雅马尔费奖 （Amalfi Prize），1998年被授予阿多尔诺奖（Theodor W. Adorno Prize），著有《现代性与大屠杀》《流动的现代性》《共同体》《个体化的社会》《被围困的社会》等作品。

作品目录

作者简介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当代西方著名社会理论家之一。出生于波兰的一个犹太家庭，1954年起在波兰华沙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系任教，1968年被反犹主义者逐出波兰，1972年起任教于英国利兹大学，1990年被授予雅马尔费奖 （Amalfi Prize），1998年被授予阿多尔诺奖（Theodor W. Adorno Prize），著有《现代性与大屠杀》《流动的现代性》《共同体》《个体化的社会》《被围困的社会》等作品。

精彩摘录

在福伊希特万格根据实施《奥德赛》改编的剧本中，有一个著名的片段，他指出，水手在被女巫喀耳刻（Circe）施了妖术并被变成猪后，沉湎于现状，并坚决反对奥德修斯破除魔法使他们恢复人形的种种努力。在奥德修斯告诉他们他已经发现能破除魔咒的魔草，他们不久就能恢复人身后，那些猪身水手快速抛开躲避起来，以使这个热心的救世主无法赶上他们。奥德修斯最终设法诱捕了其中的一头猪；神奇的魔草一擦拭到它的身体，艾尔奔诺罗斯（Elpenoros）——其中的一个税收，就从粗糙的兽皮中解放出来了。根据各种通常的说法，正如福伊希特万格认为的，“他与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无论是在摔跤还是在智力上，都没有多大的差别”。获得了解放的艾尔奔诺罗斯，不但不感谢对他的解放，反而愤怒地攻击他的“解救者”：现在你给我滚，你这个恶棍，你这个爱管闲事的嫁祸。难道你还想纠缠于我们？难道你还要将我们的身体置于危险之中，强迫我们的心灵永远去接受新的决定吗？我是如此的快乐，我可以在泥泞中翻滚，在阳光中沐浴，我可以狂饮滥吃，可以鼾声真甜，可以龇牙乱叫，“我打算做社么，这件事，还是那件事？”你为什么来这？！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回到以前我过的可恶的生活？对这些问题，我不用思考，也用不着怀疑。

——引自第26页

乌里奇·贝克前几年发明了“第二现代性”（SecondModernity）这一名词，来指“现代性自己改变自己”的阶段——即所谓的“现代性的现代化”阶段。……这也就是说，当前出现的问题，是一个现代性的“融化能力”的再分配和再定位的问题。他们首先影响到上村（没有毁灭）的制度，影响到那些用来限定行动选择范围的既定的秩序，比如不为法律认可的世袭财产的分配。旧有的结构、格局、以赴和互动模式统统被扔进熔炉中去，以得到重新铸造和型塑；这就是天生要打破边界、毁灭一切、具有侵犯色彩的现代性历史中“砸碎旧框架、旧模型”的阶段。然而，至于个人，它们可以解释说，它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这样，社会个体遇到的确实和过去一样生硬僵化、难以对付的”更新更完善的“模式和框架。确实，如果没有别的模式和框架来取代，那么任何模式都不能被打破；人们从旧笼子里被放出来，只受到警告和责备，以防通过他们自己持续了一生的努力和奋斗，他们还不能在新秩序里找到县城的属于自己的位置：对于社会阶层而言，它的框架概括了生活的总体状况和生活的总体前景，并决定了现实生活计划和生活策略的范围。享有自由的社会个体面临的任务是，运用他们新的自由去寻找合适的位置，并根据服从的原则，在那安定下来：在那个位置上，衷心地服从、遵守，被认为是正确的、合适的行为规则和方式。　　这些模式、规范和准则，是人们能够遵守的对象，是人们能够选择并作为稳定的确定方向的依据，使人们能够接下来得到指引的准绳。正是这些模式、规范和准则，现在正变得日益缺乏起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当代人只能根据自己的想象和决心来质疑自己，也不意味着我们当代人能够自由地、胡乱地、随心所欲地建立自己的生活模式。或者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创造物质财富和设计蓝图的时候，不再依赖于社会。相反，它意味着，我们正从一个前设的的”参考群体“时代走向一个”普遍观照“的时代。在这样一...

——引自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