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王东杰，1971年生，河南濮阳人。先后为四川大学历史学学士（1993）、复旦大学历史学硕士（1996）、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2002）。从事专门史专业中国思想文化史方向和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研究工作。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著有《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建立学界 陶铸国民：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研究论文和书评散见于《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读书》等学术刊物，另为《南方周末》思想文化评论栏目撰稿。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通过语言文字塑造民族国家：中国近代国语运动研究”。

作品目录

作者简介

王东杰，1971年生，河南濮阳人。先后为四川大学历史学学士（1993）、复旦大学历史学硕士（1996）、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2002）。从事专门史专业中国思想文化史方向和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研究工作。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著有《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建立学界 陶铸国民：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研究论文和书评散见于《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读书》等学术刊物，另为《南方周末》思想文化评论栏目撰稿。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通过语言文字塑造民族国家：中国近代国语运动研究”。

精彩摘录

要理解钱穆的学术,必须将其放在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面临的基本危机中。他曾经说过,自己一生都在回答一个从幼年起就困扰他的问题:中国文化是否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今后除了追随西人,亦步亦趋,是否还有自己的道路可走?他在上古农耕形态中也看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国文化不是“西方人所谓在摇篮中孕育出来的文化,亦非如埃及、巴比伦一般在暖房中培育出来的花”,而是“在山地上经过日晒雨淋”的结果。它“并非花,而是松柏;即使是花,也是梅菊之类”。

——引自第5页

大学争抢“高考状元”,也提示着“师道尊严”在现代社会中的整体沦丧。中国人过去做事崇尚矜持,不欣赏“自炫自媒”,在教育方面,主张“有来学,无往教”,要学生主动表达了学习的意愿,老师才肯教。“程门立雪”成为佳话,正代表了这类观念的流行。这样做当然不是故意自抬身价。《礼记·学记》云:“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教师作为个人,实无甚特异,且可能根本“不贤于弟子”;但这个职业是以守道、传道作为使命的,人以道尊,尊师实是重道。今人不知此意,乃以势利待之。据说某顶尖大学一直流传“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老师”之说,意谓学生多出身“状元”,而老师不是也。呜呼,“状元”如此,吾不知其可。如今是商品经济时代,各级学校大肆招揽学生,亦是按照市场原则行事。但问题在于,商业与教育本是两个领域。商人出售商品,顾客越多越好,正该广告天下。而老师以传道为业,大道幽微,需要付出极大的毅力与艰辛才可获知一二,求道之心不诚,很容易中途而废;且道之可传与否,亦不以人多取胜。当年熊十力在北大,即“极苦教书乏趣”,盖现代教育体制的基本方式,是老师“登讲台作演说”,而熊先生的学问,则无法经由公开“讲”的方式传授。他自己的理想是“授之私室,倘得半个有心之士可与言谈,即此理在天地间亦有所寄;而不相干之学子亦不愿其与于斯课”。故而,学者为学,固当发下宏愿,确守“诚敬”二字不移;老师传道,也该保持一点“身段”,至少应有“说不”的权利。此非拒人千里,正是重道的表示。

——引自第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