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秦汉魏晋史探微》一书，辑存的是书名断代范围之内的近年读史之作。文章一般写在1979-1989的十年之间，少数文章定稿稍晚一点，但内容都是在这十年之中酝酿的。有两篇写得较早，这两篇与《探微》其他文章在观点上有承袭或照应之处，所以经删节后也选收进来了。以《探微》名书，无新鲜感，不惬人意。我原想把十年时限这一因素放到书名中去。这十年与过去大有不同，读书写作的外部条件有了改善，是非常难得的。有一位文学家以《十年蹒珊》为文章标题，吸引了我。我很想找一个类似的书名。但是琢磨许久，终于放弃了这个打算。因为，历史学毕竟不同于文学，古史又不同于近史。古史内容缺乏现实感，本来就枯燥；而我的文章又比较浓缩，读起来难得有轻松之感。这样的书，要赋予它一个富有哲理。文采而又活泼、简练的书名，反而不伦不类，不如虽平淡却实在一点为好。我的兴趣在钩沉发隐，以《探微》名书，倒也符合实际。收人《探微》的文章都经过修改，有的改动很大，甚至重写一过。所改动之处，或换题目，或增设文内标题，或补充订正资料，或调整充实论点。但是各文主旨概依旧说，以存其真。有几篇文章新加了简短的跋语，其内容一般是资料和论断有所增益而在修改原作时未能包含者，也有的是对原作的一些说明。由于《探微》所收某些文章原来已有了“附语”、“后记”之类，所以在编次《探微》时附加的这类文字，一律冠以“作者跋语”，以示与原有附加文字相区别。十年来每有所思所作，总不免晚学之憾。但是自知之明和学有所守的体会却日渐增长。一位博学多才的文学家在自己的一种著作付印后被问及此后写同类作品的设想，他回答说，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是东西，那就要后悔了，而后悔味道不好受。所以他强调说：“我宁恨毋悔。”对这几句话，我曾久久凝思。我知道，学科有不同，学识有高下，不能一概而言，强比前人。不过“宁恨毋悔”的论学之语有如当代《世说》，读来浓郁沁心，极堪回味，我愿以为圭臬。

作者简介

田余庆（1924—2014），湖南省湘阴县人。1950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代表作为《东晋门阀政治》、《秦汉魏晋史探微》和《拓跋史探》。

精彩摘录

对于诸葛亮，包括其《隆中对》，在作历史评价时应当与其已被千年塑造成型的象征智慧与忠贞的艺术形象区别开来。我认为，诸葛亮的艺术形象也跟诸葛亮本人的历史贡献一样，同属民族文化遗产，应当珍惜，即令它并不是或者并不完全是历史的真实，也应当如此。艺术形象毕竟是艺术创造，没有必要从历史科学的角度一一加以检验和改造，从而破坏它的艺术价值。艺术形象也可能有加工和改造的必要，但这未必是历史学家的事。历史学家无须干预诸葛亮艺术形象的创造和再创造，就像无须对《三国演义》情节进行考订修改，使之符合可靠的史籍一样。所以我认为，让作为艺术形象的诸葛亮和作为历史人物的诸葛亮两者并存，也许更为适宜。曹操可以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和文采风流的文土，也可以是权变机诈的奸臣。在京剧舞台上把曹操打扮成道德完美、理想高尚的英雄，已证明是不成功的；把舞台上诸葛亮的言行举止改变成一板一眼、毫不夸张的历史人物，也未必好。反过来说，在历史研究中也不应该赋予诸葛亮过多的戏剧色彩。历史学家在描述诸葛亮和论证《隆中对》时，最好还是使用历史的方法和历史的语言，避免以“智慧的化身”、“忠贞的楷模”、“天オ的预见”一类习用的赞语来代替具体的历史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论述。如果我们要求《隆中对》字字珠玑，应验如神而没有任何错误，那就是无视认识的规律，也是苛求于古人了。

——引自章节：《隆中对》再认识

我们知道曹操从黄巾那里夺得了许多耕牛、农具，所以许下屯田才得以实行。这说明起义农民是一边战斗，一边生产的。他们既然都带着自己的家庭，又有耕牛、农具，所以只要战斗不很紧张，就可以生产，而且必须生产。他们进行战斗，一方面是为了摆脱官家和豪强地主的剥削压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武装保卫自己，使生产得以进行，不受侵犯。豪强许褚的堡垒被汝南黄巾包围时，许褚用耕牛交换黄巾的粮食，作为缓兵之计。这也证明黄巾拥有较多的粮食，而且还需要耕牛继续进行生产。有的学者把黄巾同那些不事生产的、“走一路吃一路”的、“有奶便是娘”的、“乌合之众”的地主武装看成一样，我想这是不公允的。

——引自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