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居己乡-行业好书-社会科学-太极之巅书单号

书刊介绍

内容简介

◆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获奖作品

◆书写一代匈牙利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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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匈牙利作家哲尔吉·康拉德几乎见证了20世纪东欧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1933年，康拉德出生，六岁时，“二战”爆发。

1944年，德国占领匈牙利，康拉德与姐姐前往布达佩斯投奔亲人，第二天，故乡所有的犹太人都被送往集中营，他的同学全部被杀。

1956年，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年轻的康拉德端着机枪在街上四处游逛。

这是一部关于战争、政治与生活的回忆录。前半部分“离去与归来”讲述了“二战”时期作为一个犹太人可能经历的爱与背叛，危难与离奇。后半部分“日食时分，独立山丘”则聚焦中欧知识分子在革命年代的行动，面对审查与监禁时的对抗，以及彼时不得不面对的去国与留驻的选择。阅读这些文字，犹如亲身经历了那段动荡激烈的东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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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及名人推荐】

康拉德把你带到了另一个国家。另一个世界。他的文字让你身临其境。有着私密而华丽的细节。童年的世界，战争、政治、憎恨的世界。文字和渴望的世界。在阐释他的国家和世界时，康拉德也阐释了我们的世界。

——莉莉·布雷特，澳大利亚作家

东欧人可能会说，哲尔吉·康拉德历经两个政权和一场大革命的冒险，在别人眼中，是不幸生于欧洲此地之人理所当然会遭遇的。事实上，康拉德自传呈现的远不止于此：不幸的悲剧、精彩的逃亡、复杂的人格、伟大的作家，除此之外，还有在最坏情况下的尊严和勇气。

——伊什特万·戴阿克，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历史教授

康拉德对童年的深情回忆，对于自己在战争中的早熟成长的惊人叙述，关于镇压和异见、之后的贫穷与欢乐的入木三分的犀利描绘，在动荡中带着优雅，诚实而不失苦涩，在怀疑和深情之间保持了出色的平衡。这是一本重要、启迪人心并且最终给人希望的书。

——伊娃·霍夫曼，波兰裔美国作家

这部由世界著名的作家、散文家和小说家写就的充满力量、高度具有文学性的回忆录漫然地追溯了他在大屠杀期间的匈牙利童年，以及1956年匈牙利革命期间他的学生生活。虽然它书写的是作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作家的成长经历，但它首先是一份对民族身份与个人身份之冲突的深思。康拉德的文字遥远而克制，却总是饱含着强烈的冲击力……这种冷静、客观的声音对于描绘记忆中模糊的零星小事和思考门格勒博士为何痴迷屠杀犹太儿童都是相宜的。

——《出版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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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哲尔吉·康拉德——国际笔会前主席，柏林艺术学院前院长，曾经的匈牙利被禁作家，也是东欧成就至高的当代作家之一，其作品被与亚当·米奇尼克、米兰·昆德拉、瓦茨拉夫·哈维尔、切斯瓦夫·米沃什和丹尼洛·契斯的相比较，汉语世界首次译介。

2.这是一份关于战争、政治和生活的文学回忆录。犹太人、知识分子、小说家……作者的诸种身份串联起了定义20世纪欧洲的关键事件，阅读本书犹如亲身经历了一次动荡激烈的东欧历史。

3.《客居己乡》不只记录了屠杀、审查与监禁，也书写了历史剧变中个体如何保持独立、幽默与生命力，如何在黑暗时代与世界相互凝视。

4.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获奖作品；《纽约时报》《出版人周刊》《科克斯书评》《新共和》一致推荐。

作品目录

【目录】
离去与归来
日食时分，独立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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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哲尔吉·康拉德（George Konrad 1933— ）

匈牙利犹太人，小说家。

1933年，康拉德出生于匈牙利德布勒森。1944年，德国占领匈牙利，他的同学尽数被送至集中营，无一生还。他与姐姐因前往布达佩斯而逃过一劫。1953年，进入罗兰大学学习。

1956年，参与匈牙利革命。大学毕业后，曾从事过多种职业：教师、编辑、翻译、工厂工人、儿童福利督导……儿童福利督导的工作经历为他的第一部小说《社工》（The Case Worker，1969）提供了创作素材，该书被译成13种语言，欧文·豪评价：“单这一本书便足以奠定康拉德在欧洲文学界的重要地位。”1965年，进入匈牙利城市科学与规划研究院，从事城市社会学研究。1974年，与人合作出版《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 on the Road to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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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摘录

共产主义和我一起变老。在活跃且守纪律的默然忍受中，几十年过去了。因为在政权解体时我已经五十六岁了，所以我一生最好的年代都笼罩在其阴影下。尽管如此，我从未远远地观察祖国。我在其中摸索着生活。生活缓慢，但我并不因此后悔，因为它如此丰富。不完美造就凡人，因而使人真实；脆弱和必死性在道德意义上是近义词。道德哲学只能建立在脆弱性和我们对它的接受上。

——引自第241页

被锁在里面和被锁在外面，处理内部和外部的武器（里面的是机枪，外面的是坦克）只是常态。任何正常的学生角色都被抛弃了。但即使在革命的鼎盛时期，我也没有开枪射击任何人的欲望：面对着武装部队的压倒性优势，我认为语言作为反对力量终究会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个结论是与那些没有涌出暂时对西方开放的边境的人共同思考后得出的。我有一半同学都离开了，大部分成了教授，主要去了美国的大学。我们，最顽固者，转入地下，认为如果我们现在不占优势，我们就用伪装来提供自由精神，与此同时巩固和复兴自由文化。在我们被锁起来的时间里，我们还可以了解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强迫产生了强度。计划是从有经验的人那里学习，在白天，一部分时间待在图书馆里，一部分时间待在出租屋和后院里，努力拯救被忽略儿童的生命。至于夜晚，我们待在图书馆的咖啡馆里。因此我们的后大学生活是大学生活的延续：同样的朋友和情人圈子、几个教授和文学圈。谁是谁的消息传开了。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

——引自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