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摘录

以我之见，《管锥编》征引七种语言的文献，除了见其所学广博和语言天赋、并使引证更为翔实之外，对其学术思考的深化，并无实质性的意义。

——引自第225页

①《宋诗选注》相对于钱钟书的其他重要学术著作如《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而言，直接援用或涉及“西学”处可算极少，但细细翻检，也有十来处，罗列如下（所用版本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提出“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高明”的观点时，参照了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相关论点（《宋诗选注・序）；2.提出“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向后人挑衅”的观点时，以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为喻（《宋诗选注・序》）；3.评价宋代诗人“资书以为诗”的习气时，以文艺复兴时代那些心目间“只浮动着古罗马大诗人的好词佳句”的人文主义作家为参照（《宋诗选注・序》）；4.以宋代诗人“此间有句无人得，赤手长蛇试捕捉”的喻象，与勒那《博物小志》中所谓“捕捉形象的猎人”一语相对照（《宋诗选注・序》；5.描述宋明诗人“向古人集中作贼”的风气时，以文艺复兴时代的理论家诸如“抢了古人的东西来大家分赃呀！”之类的议论为参照（《宋诗选注・序》）；6.谈到陆心源的《宋诗纪事〉补遗》虽“错误百出”，但“毕竟也供给些难得的材料”时，引了德国启蒙运动时期著名文艺批评家菜辛的一句俏皮话：自己读了许多无用之书，倒也干了一件有用之事，值得人家感谢，因为他读了这些东西就免得别人再费力去读（《宋诗选注・序》）；7.谈到文同“在诗里描摹天然风景，常跟绘画联结起来，为中国的写景文学添了一种手法”时，指出“西洋要到十八世纪才有类似的例子”（《宋诗选注》，30页）；8.以恩格斯“自由是以规律性的认识为基础”及歌德“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创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动”的说法与苏轼“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议论相参证（《宋诗选注》，42页）；9.将苏轼诗作的“博喻”之法与“莎士比亚式的比喻”相提并论（《宋诗选注》，74页）；10.以刘彦冲一身而兼诗人与道学家的实际情形与柏拉图所谓“诗歌和哲...

——引自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