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 内容简介

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那一代孩子们的童年和学生时代所经历的生活和学习，令这些如今已人到中年的人们刻骨难忘。
本书以大全景的模式描写了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们所经历的场景，包括野营拉练、看露天电影、借小人书、学工学农、课堂学习、恶作剧、玩闹游戏、体育运动、干家务、过年节、买东西、穿衣打扮、流行语等，翔实真实的资料、温暖细腻的记忆、幽默风趣的文字使本书读来令人忍俊不禁，使我们重温了特定年代的岁月。

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 本书特色

作者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引用古罗马时期一个诗人的话：“回忆过去的生活，无异于再活一次。”这也正是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所在，也是我们读这本书的意义所在。
那个年代，正处在轰轰烈烈的时代，政治气候风起云涌，对于当时的成年人来说，回忆所引发的，常常是带有反思意义的沉重话题。而对于当年的孩子来说，则不尽然。他们的生活中，尽管也甩不脱“各项政治活动”，受到那个时代或多或少的影响和感染，但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还没有真正开始涉世，除了形式上必须履行的义务，是不可能身心完全卷入一场政治风潮中去的。当年的孩子回忆当年的生活，自然有他们自己的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成年人是两码事。本书再现的，正是这样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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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前言

北京孩子没多大出息。前两年，听说有个作家接受采访，被问到大学里北京同学与外地同学的异同，他答，毕业后，若北京同学和外地同学分到一个单位，不出几年，外地同学一定是北京同学的上司。作家以观察社会为己任，他的“观察”大体不错。不论挖沟要饭做小买卖，还是升官发财干大事业，北京的孩子都不行，不如外地过来的孩子。说得婉转点，北京孩子较少“于连性格 ”，说得直白点，是北京孩子散淡，缺乏进取精神，不经折腾，以至于多不成大器。不独作家，一些学者也就此下手，著书立说，对作家的观察所得进行刨根问底的分析，甚至追溯到了清朝，把它归咎于“八旗遗风”。所幸，北京孩子再怎么不行，仍有一点可吃的老本。那个年代的很多事情，孩子无论外地的北京的，都经历过；但还有很多事情，外地孩子只是听说和向往，无缘亲历，它们属于北京孩子独占并赏玩不尽的收藏品。中国有句老话，叫“好汉不提当年勇”。北京孩子既然普遍没什么出息，充不得好汉，因此也不必怀不遵古训之虞。倒是另一个叫余华的作家，在他的文字里几次提到古罗马时期有个叫马提亚尔的诗人的话：“回忆过去的生活，无异于再活一次。”可以拿来当作北京孩子叹气之余，聊以自慰的招牌。因为世道变得快，怀旧已升格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本书写到一半的时候，有家电视台公布了一项网上民意调查，它显示，在十大时尚生活方式的排名榜上，怀旧列在了头一位。这也意味着，当年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那些鸡零狗碎的事情，那些淡而无味的事情，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分量，越来越有滋味，越来越有意思和有意义了。这本书取名“红底金字”（当年的红小兵臂章、红卫兵袖章、校旗、学生证乃至毕业证书，一概为红底金字），即是试图勾画成一种“回忆过去的生活”的色调。谁不想再活一次呢？

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 目录

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 节选

和今天比，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京，还是一座安详、清静、古典和缺少变化的城市。也可以说，是另一个样子。
王朔在小说《看上去很美》中，对西长安街西边的复兴路沿线，作了这样的描绘：
很多年前新北京一带还是典型的郊区景致。天空还没有被首都钢铁公司和八宝山火葬场污染。也不繁盛，没有沿街那些花俚狐骚的大笨楼和脏馆子。复兴路只是一条四车道的窄马路。两侧树木葱茏，有很宽的灌木带将非机动车道隔开。骑自行车或步行的人可一路受着林荫的遮蔽。随处可见菜田、果园、远山与河流。建筑物大都隐在围墙深处，多数高度在二层或四层，在林木环抱中露出错落有致的屋顶。仅有的标志性建筑是军事博物馆高大的金五星和海军办公的大屋顶黄楼。①
沿着王朔说的地段向东，渐有城市气象。过了木樨地，路南是“全总”（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的办公楼，它的大门上方挂着毛泽东题写的红底金字的横匾，能让有心人觉得出与众不同。2003年9月9日凌晨，这座有四十八年历史的九层灰色建筑被人工爆破，眨眼间化为乌有。当日上午，一位网友在帖子里写道：
这是一座和童年的记忆紧密联系的大楼。1960年至1966年，我们就在大楼南边的小学里（应该是复兴路小学，即今天的白云路小学——引者）读书，下学后偶尔放纵一把，在胆大同学的带领下，到大楼里坐电梯，上上下下几个来回，着实过了几把瘾。四十年过去了，至今记忆犹新……
80年代以后，全总大楼渐渐湮没在拔地而起的高层楼群中。可是当年，不仅是附近地区，即使在整个北京市，它也称得上一座鹤立鸡群的建筑，站在它的顶层，几乎可以俯瞰半个京城。周围的孩子比着数十大建筑，常拿它充数。这座大楼爆破前一个月，它的同龄人祝东平教授开车和我一道来这里拍了几张照片，正巧碰见中学教过东平、如今已从全总机关退休并住在全总大楼隔壁一栋宿舍楼里的唐老师。唐老师说，50年代她上小学的时候，周围还是一片农田菜地，就有这座楼了。她还说，拆掉这座楼，一些“全总”的老人难以释怀，拆还是不拆，是有争议的。本来早就该爆破了，一直拖着，是为了让来开工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再看一眼。言语间含着惜别之情。
从这里再向东，坐1路公共汽车（当年通称大1路）走三四站地，过了天安门，即进入东长安街。已故的学者邓云乡解放初期在燃料工业部工作，四十年后，他回忆说：
从南河沿、南池子南口对面说起，先是公安部北墙外盖起的一座三层楼，人叫“宋得贵大楼”，因为主持基建的是一个名宋得贵的干部，“三反”时因盖楼贪污被处决了。玉河桥东面直到邻近东单，这一大片长条地带，分给四个部盖办公大楼，由西往东，依次是纺织部、燃料工业部（后分煤、电、油三部）、劳动部、对外贸易部，后来这些部在“三反”前后，依次盖起了大楼，只有劳动部，虽然分到了王府井、长安街十字路口东南角那样重要的一块地皮，据说因为没有经费，一直闲置了许多年……当时我正在燃料部工作，参与建楼工作。初建主楼连地下五层，两翼四层，煤炭部时期，又加了两层，现在好像是国家旅游局……北京饭店西面五十年代所盖新楼，是1953年初开工的，当时我还在北京，办公室隔马路斜对其工地，常常过去看看，没有打桩，用的是沉箱法。②
这些三到五层高的“大楼”，就是解放初期，耸立在从天安门到东单沿途——北京市*核心也*热闹的地段——的建筑物。后来，尽管这些办公楼里的机构或机构的名称换来换去，而情景依然，直至六七十年代。
那时的北京，三四层高的楼房，即可享“大楼”之誉。大学毕业时，一位同学在通讯录上留下的地址是：朝阳区左家庄二区大楼二单元六号。我去过他家，是一幢建于50年代的四层红砖坡顶宿舍楼。多数机关、学校、部队院子里的主楼以及有名的饭店，也都在四五层上下，十层以上的建筑，还属于北京人心态上的一种奢望，十大建筑之外，大概仅京西宾馆而已。那时，除了王府井的北京市百货大楼和由董必武题名、70年代营业的西单百货商场，顾客逛闹市区的大商店（如东风市场、人民市场、西单商场），是用不着爬楼梯的；如今已不可或缺的滚动电梯，当年除了北京火车站和少数地铁车站，别处见不到；而另一个不可或缺的自动玻璃门，首次亮相是在北京饭店新楼建成的1973年，这座标志性饭店的栅栏外面，经常围着来逛王府井的外地人，翘首巴望客人出入，以观自动门“表演”。
1968年的冬春之交，北京市启动了一场 “改头换面”的轰轰烈烈的城市工程—拆城墙。此前，除德胜门、崇文门和西直门外，今天的地铁环线路上的十来个城门楼，自50年代起陆续被拆除，但城墙大体还在。当时不过十来岁的汪明，住在宣武门内国会街5号，与城墙隔窗而望。她经常陪父亲汪曾祺遛城墙，三十年后，也留下了孩时的记忆：
其实城墙上并没有什么好玩儿的，就是一幅凄凉败落的景象。城楼残破不堪，彩漆差不多都剥落光了，木头柱子裂着一条条大口子，满是尘土的木楼梯也都糟朽了。爸愿意走进城楼里东看看西看看，在有字画的地方多呆上一会儿。有时一高兴，在里面大声叫喊，惊得蝙蝠噼里啪啦地乱飞一气，空阔的城楼里充满了神秘的回声。
城墙上黄土裸露，刮风时会迷了眼睛；一丛丛的衰草，七零八落的烂砖，好多砖头的下面压着风干了的屎。城墙上冷冷清清，屈指可数那么几个人。有人放羊，有人放风筝，有人挖野菜，也有人聊天。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