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一部英国“知识社会”进化小史

跨越百年重温维多利亚风尚

感知书籍与文明的互塑共生

《牛津英语词典》贡献最大者竟是一位精神病患者？

维多利亚“家庭天使”如何摆脱男权社会的身份桎梏？

英国三次议会改革与宪政史的学术出版有何历史关系？

以旅行著称的“维多利亚风尚”如何带动大 众旅游出版？

独特视角看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

大众如何选择读物带动出版发展

作家如何生产知识引导社会阅读

学者如何构建学科创立学派理论

商人如何出版书籍传播思想文明

自1837年始的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有史以来国家实力最为鼎盛、社会最为稳定的时代，历史学家将维多利亚时代称为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书籍与文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生产与人文景观》是一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知识社会”进化小史，将带领读者跨越百年重温维多利亚风尚，感知书籍与文明的互塑共生。

本书回顾了维多利时代的“知识生产”光景：构建专业化的知识学科、为国民大众出版知识与探寻知识生产的价值隐喻，详细探讨的历史个案——威廉·斯塔布斯与《英国宪政史》、约翰·默里与大众旅游指南书、钱伯斯兄弟与《钱伯斯百科全书》、“疯子”迈纳医生与《牛津英语词典》、“家庭天使”与女性阅读，反映了该时代人文知识生产的不同侧影，其产生的巨大影响印证了英国中产阶级及其文化对“知识”的重新塑造，映照出19世纪英国这一“知识社会”的理念光谱，并表现出英国“知识制造工业”现代化流变的不同样态。全书围绕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大众阅读、书籍出版、学科建立、学派发展等重要事件而展开，梳理了大众、作家、学者和出版商之间的互动共存关系，展现了当时英国崇尚科学与文明进步的社会氛围。

◎本书获得四川大学“全国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资助出版

作品目录

作者简介

刘松矗，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19世纪英美地区书籍史。2018—2019年赴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访问交流。曾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十九世纪美国工业化转型中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美国工业化转型时期农民状况研究(1870—1900）”等课题，获四川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参与并获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项优秀成果奖。

武玉红，女，山东临沂人，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西方史学史与妇女史。曾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美国工业化转型时期农民状况研究(1870—1900）”等课题，参与并获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项优秀成果奖。

袁曼书，女，四川乐山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硕士，现为四川读者报社《育儿周刊》编辑，主要研究女性文学与当代文...

(展开全部)

精彩摘录

历史学科早就宣称自己拥有门外汉无法挑战的专业知识，而历史学家还在继续与这样的假设作斗争：在他们的领域里，各方仍有“平等的”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到19世纪70年代，历史学的实践开始在学术专业化推动下“挣扎”着走出业余状态。当时学术界最有声望的历史学家大都接受了历史作为一门科学的新解释，专业学者们试图用严谨的学术实践来更新历史学科，重新定义思考过去的方式。专业历史学家认识到：业余历史学家的成功取决于他们满足广大读者的能力，而文学艺术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这些作家的成功使公众相信，所有的历史只是文学的一种形式，业余爱好者同样有能力创作和评判历史。因而，专业历史学家需要证明，严肃的历史是一项只有受过训练的学者才能从事的事业，他们的历史写作必须与业余历史作家的写作严格区分开来：新专业主义的核心是“对原始研究的崇拜（cultoforiginalresearch）。”，它“将学科的要求置于广大公众的要求之上”。在回顾19世纪晚期历史学的专业化历程时，特里维廉感叹道：雏多利亚时代晚期，史学反应（historicalreaction）的问题不在于它积极地强调权衡证据时需要科学方法，而在于它消极地否定文学艺术，并宣称文学艺术与历史学家的任务毫无关系。的确，自19世纪70年代起，学术专业化彻底改变了历史学的实践。曾经颇为盛行的麦考莱等人的历史叙事变得极不可信，那些吸引普通读者的历史写作被认为是文学的、非科学的，通常被大学和新创立的专业期刊冷落。约翰·罗伯・（JohnRobertSeeley，1834-1895）呼同行们“打破令人昏昏欲睡的叙事魔咒”，要认识到严肃的历史著作就像专业化的科学著作一样，不是为了吸引普通读者而设计的。与他同时代的弗里曼夸张地诠释了西利的观点：“为了确保只有有能力的行家才能对历史做出评判，我们应该让历史变得枯燥无味...

——引自章节：第三章从学术写作到新学科：斯塔布斯与史学专业化

严格来说，《剑桥古代史》算是古典学与历史学这两大人文领域的跨学科联合成就，而古典学和历史学在剑桥皆地位显赫。1896年剑桥大学出版社邀请阿克顿勋爵编著《剑桥近代史》（CambridgeModernHistory），1912年最终成型的“近代史”系列成为各领域史家分别执笔各自章节并融会最新研究成果的综合性史学文集。为了避免所谓“母国偏向”，章节执笔人从世界各地大学的优秀学者中召集而来，让这套系列并不仅是“英国的”。但编纂一套如此巨大的史学项目无疑具有“英帝国意志”，并且是“剑桥意志”的，英国人阿克顿勋爵的学术经验、理想与布局在系列缔造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无论如何，这套“近代史”为接下来阿克顿勋爵的继承人约翰·巴格内尔·伯里（JohnBagnellBury，1861一1927）编著《剑桥中世纪史》（CambridgeMedievalHistory）和《剑桥古代史》两大系列奠定了基调，“中世纪史”出版于1911一1936年，“古代史”出版于1924一1939年，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剑桥大学最有价值的史学与古典学术成果。诚然，在维多利亚时代之末、“漫长的19世纪”结束之时，英国古典史学走向全世界的这一伟大出版盛事，是以经历19世纪后期史学专业化为前提的，而历史学术书籍的写作与出版同样在其中起了相当有分量的作用。

——引自章节：二、大学出版社与古典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