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尚书》帝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关睢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洽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朱子(熹)《诗集传序》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为作也。”然则文字之源,其基于言语乎;言语其发于声音乎;声音其根于知觉乎。大凡盈天地间者,皆物也。物之号有万,其由气而凝为质者为矿物,有生意者为植物,有知觉者为动物。动物之中,惟人也得五行之秀气而*灵。故鸟兽虽有知觉,而狭而不广,偏而不全;人则既广且全,广故大,全故周。自堕地以来,即呱呱而泣,盖已有所欲矣;继而解笑,又继而解言;至能言而思无不达、求无不遂矣。故不惟一己之欲可以表示;且人与人之欲,亦可以相为感通。然而能宣之于觌面者,究不能推之于万里,是行于近而隔于远也;能著之于一旦者,究不能求之于百年,是通于暂而滞于久也。使终古如斯,将思之达者仍有所不达,求之遂者仍有所不遂。有聪明睿智者出焉,于是作书契以易结绳之治,百官以理,万民以察。盖至是而人类之作用乃益宏,文字之功效,乃不可胜数矣。昔扬子云(雄)《法言·问神》篇云:“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徐伟长(干)《中论·贵验篇》引子思云:“事,自名也;声,自呼也。”孔冲远(颖达)《尚书·序·疏》云:“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韩退之(愈)《送孟东野(郊)序》云:“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程子(颐)《语录》云:“凡物之名字,自与音义气理相通。天未名时,本亦无名,只是苍苍然也。何以便有此名?盖出自然之理,声音发于其气,遂有此名此字。”然则天地之元音发于人声,人声之形象寄于点画,点画之联属而字成,字之联属而句成,句之联属而篇成,文学起源,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粤稽“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易·系辞下》),又“因而重之”(《系辞传》),为六十四卦。盖天地万物之情状,已隐然括于其中矣。及黄帝时,史臣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乃造书契。其初但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而谓之字;著于竹帛,则谓之书。《周礼·地宫·保氏》教国子有六书,所谓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是也。《许叔重》(慎)《说文解字序》云:“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一一是也(一一即上下)。”“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汉书·艺文志》又云:“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大抵文字之义,总归六书,故同为造字之本,然序不可紊。其*先者为指事、象形;有指事、象形而后有形声、会意;有四者为体,而后有转注、假借为用。故《汉·志》于四者皆曰“象”,而二者缀于后,与许君小异而大同,但世运变迁,而文字随之。据《说文解字序》云: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己与古文或异。七国时以天下分裂,字尤异形。秦始皇时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时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古文由此绝。自尔秦书有八体:曰大篆,曰小篆,曰刻符,曰虫书,曰摹印,曰署书,曰殳书,曰隶书。汉兴有草书。孝平皇帝时,征沛人爰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及新莽居摄,复改定古文,时凡六体,所谓古文、奇字、篆书、左书、缪篆、鸟虫者也。《隋书·经籍志》亦云:“自仓颉讫于汉初,书经五变:一曰古文,仓颉所作;二曰大篆,史籀所作;三曰小篆,李斯所作;四曰隶书,程邈所作;五曰草书,汉初作。”秦废古文用八体;汉用六体,并稿书、楷书、悬针、垂露、飞白等二十余种之势,因事生变也。魏世复有八分书。然自晋以后,楷书独盛行,其后遂为世所循用。此字数逐代增加——古少而今多——与其体变易——古繁而今简——之大略也。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东汉元兴中(和帝年号)宦者蔡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和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谓之“蔡侯纸”(《后汉书·宦者列传》)。及唐末益州有墨版;蜀相毋裔请用以刻九经;宋景德中(真宗年号)又及于诸史(详见焦竑《笔乘》)。由是印刷之业兴而版本出。明中业复有活字版。此文籍流布、其术古拙而今巧之大略也。
《史学研究法》系统阐述了其治史的理论与方法,以经学家眼光论史学研究,条分缕析,极为周详,有理有据,令人折服。从他所论史学的意义与功能、史著的体例、史文的古今奇偶繁简曲直之分,以及使用比较浅显的文言文形式等方面来看,该书不仅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总结,也是对当时西方史学在中国传播及其影响的回应。
《文学研究法》是在旧学与新学交替之际,桐城派作家系统阐述桐城派文论的唯一专著,对桐城派文论进行了新的整理和阐述。其内容上强调文学和语言学的结合,强调文学风格存在于作品和创作主体之中,将桐城文论与时代接轨,开创中国传统文论向现代文论转向的先河;而其文资料丰富、行文严密、文字雅洁,颇具桐城风采。
姚永朴(1861-1939),桐城派后期大师,早年治诗、文,后专读经,于注疏及宋元明清诸儒经说无不融会贯通,旁及诸史、音韵,自成一家,当时学者评价他说,“先生根底盘深,流露于诗文者,蔚为大观,自成一家之言。而义法谨严之中,饶有渊懿冲淡之致,此为先生之所独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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