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 本书特色

那场在神州大地上摧梁折柱的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名的政治大风暴，已经过去20年了。但史无前例的大内乱留下的创伤至深且钜，久久难以愈合，时而隐隐作痛。它提醒和促使人们去思考和研究……席宣、金春明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对于文化大革命作了系统的阐述、深入的研究和深刻的讨论，为我们呈现了这段复杂、曲折而又特殊的政治革命。

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 内容简介

席宣、金春明二人都是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几十年的专业工作者。对“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工作，也近20年了。由于“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特殊复杂性和曲折性，至今对一些问题还不能说都分析清楚了。但是，作者认为，对“文化大革命”10年的历史，确实已经到了应该给予系统的阐述、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的时候了。而“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现状同广大群众要求了解历史、认真汲取经验教训的迫切需要，确实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重大历史事件的透彻剖析和研究总结，常常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但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责任绝不应只留给后人。这一代“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 目录

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 节选

《“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仅仅过了两三个月，反右派斗争爆发了。这被认为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实际上，这场“阶级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反右派斗争不但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其家属遭到很大的不幸，而且迟滞了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助长了“左”倾思潮的膨胀，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以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都有重大影响。反右派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整风期间发生的。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说：为了适应由革命时期转人建设时期的新形势，为了克服党内滋长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以便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4月30日，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欢迎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5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及其他报刊上公开发表。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号召动员广大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当时，全国出现了广大群众积极向党提出批评和建议的热潮。绝大多数人都是善意的。但是无可否认，在某些地方和单位确有极少数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敌视的分子，他们受到匈牙利事件后国际反共高潮的鼓舞，趁中国共产党整风之机，兴风作浪，妄图推翻党的领导地位。一部分群众在帮助党整风中，或由于缺乏社会经验，或由于思想偏激，发表了一些措词尖锐、不完全符合实际的言论，进行了请愿、游行等活动，一时间产生了混乱。对于当时的形势，毛泽东起先是估计为“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看得并不严重；甚至还通过各种渠道和舆论宣传，鼓励大家大胆鸣放。后来，他改变了对形势的看法，认为已经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了，如不反击，有些党组织可能垮台。于是就动员全党反击，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斗争，从而造成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局面。这中间的变化，从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这份党内指示中可以看出端倪。文件认为，在中国“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在事隔两年之后的1959年，在一次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匈牙利事件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在中国搞了几千个小匈牙利事件。不搞这一手，对社会主义是很危险的。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匈牙利事件对毛泽东判断中国情况的影响，也可以作为反右派斗争所以采取“钓鱼”、“引蛇出洞”等做法的注脚，从中还可以看出这场“阶级斗争”在多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给党和国家带来了许多不幸的后果，其中*直接的、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是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估量失误和对国内主要矛盾判断的突然改变。在反右派斗争期间，毛泽东接连写了许多篇指示、文章和社论，对阶级斗争问题都作了过分严重的判断。如为《人民日报》写的七·一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作出了右派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判断，这就把资产阶级又看成是一个完整存在的阶级。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毛泽东说：“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入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并且认为反右派斗争“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为以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正是以这一系列“左”的判断为基础，在1957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断然肯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段话是对一年前召开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判断的根本性改变。毛泽东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错误结论，得到了这次中央全会的赞同，由此必然引起全党主要任务和整个政策的相应改变。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失误和决策失误。对于国内主要矛盾判断的改变，在八届三中全会一次组长会议上毛泽东曾加解释。他说：“八大”文件中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是因为当时资产阶级敲锣打鼓，服服帖帖，问题没有充分暴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问题，富裕中农的思想问题，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问题，以及上层建筑中的问题，当时都看得很不清楚。经过这次大鸣大放，资产阶级要造反，问题就看清了。因此应该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从这段解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八届三中全会对主要矛盾判断的失误，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在理论上的反映。对错误的实践进行概括，抽引出错误的理论观点，以此指导实践，再进行理论概括，使错误理论一步步升级，又据以指导实践，这种交互作用，始自反右派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