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现形记（插图本）（上、下册） 内容简介

《官场现形记》(上下)(插图本)是插图本，《官场现行记》，李宝嘉（1867—1906）作，是清末“谴责小说”中*早、*有代表性的一部。这部小说，集中地暴露了封建社会崩溃时期统治机构内部的腐朽情况。鲁迅先生说，“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书中出现的那些官僚，昏聩糊涂，卑鄙龌龊，达到极点；他们压迫人民，剥削人民，严酷暴虐，也达到极点，但是，作者并没有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入的艺术概括，写作态度上也有迎合时势、哗众取宠的成分。鲁迅先生也指出：“然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无自序所谓‘含蓄蕴酿’之实，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后尘。况所搜罗，又仅‘话柄’，联缀此等，以成类书；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特缘时世要求，得此为快，故《官场现形记》乃聚享大名；而袭用‘现形’名目，描写他事，如商界学界女界者亦接踵也。”

官场现形记（插图本）（上、下册） 本书特色

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是我国**部在报刊上连载、直面社会而取得轰动效应的长篇章回小说，也是谴责小说的代表作，首开近代小说批判社会现实的风气。据作者友人称，李宝嘉“熟知夫官之龌龊卑鄙之要凡，昏聩糊涂之大旨”，于是“殚精竭神”，写成《官场现形记》。全书从中举捐官的下层士子赵温和佐杂小官钱典史写起，联缀串起清政府的州府长吏、省级藩台、钦差大臣以至军机、中堂等形形色色的官僚，揭露他们为升官而逢迎钻营，蒙混倾轧，可以说为近代中国腐朽丑陋的官场勾勒出了一幅历史画卷。《官场现形记》(上下)(插图本)是其插图本！

官场现形记（插图本）（上、下册）官场现形记（插图本）（上、下册）前言

《官场现形记》，李宝嘉(1867—1906)作，是清末“谴责小说”中*早、*有代表性的一部。
“谴责小说”这个名字，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面提出来的。鲁迅先生深刻地分析了这类小说在清末盛行一时的原因：“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这就是说，谴责小说的盛行，直接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当中的觉悟水平。当时中国人民，是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在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之中，在希望清朝政府振作图强、抵御外敌的道路宣告失败，而撇开清朝政府、用群众的革命武装直接向侵略者进行斗争的道路又相继失败之后，开始认识到外国侵略者和本国统治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认识到反对外国侵略和反对本国黑暗统治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官场现形记》正是这样情势之下的产物。正如鲁迅先生说：“时正庚子，政令倒行，海内失望，多欲索祸患之由，责其罪人以自快，宝嘉亦应商人之托，撰《官场现形记》。”
这部小说，集中地暴露了封建社会崩溃时期统治机构内部的腐朽情况。鲁迅先生说，“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书中出现的那些官僚，昏聩糊涂，卑鄙龌龊，达到极点；他们压迫人民，剥削人民，严酷暴虐，也达到极点。但是，作者并没有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入的艺术概括，写作态度上也有迎合时势、哗众取宠的成分。鲁迅先生也指出：“然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无自序所谓‘含蓄蕴酿’之实，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后尘。况所搜罗，又仅‘话柄’，联缀此等，以成类书；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特缘时世要求，得此为快，故《官场现形记》乃骤享大名；而袭用‘现形’名目，描写他事，如商界学界女界者亦接踵也。”
应该指出，作者是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在当时已经没有什么进步意义，所以作者在艺术上不能真正掌握“批判的武器”，是同他在生活中反对“武器的批判”直接相联系的。书中称太平天国起义的队伍和领袖为“长毛”、为“洪逆”，这说明了作者的思想的反动方面。
作者写这部小说，原来计划，分为十编，每编十二回。但在第五编尚未全部完成之时，就因病死去。现存六十回，*后的极小一部分，还是他的朋友代为补齐的。
这部小说的印本很多。本书是用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世界繁华报本为底本，参考光绪三十年粤东书局石印本、宣统元年(1909)崇本堂石印本，加以校订的。
清代的官制，和官场中许多术语，现在的读者已经很少有人明了。为了读者的方便，本书除了每回酌加注解之外，并附有《清代的官制》一文，以备参考之用。

官场现形记（插图本）（上、下册） 目录

官场现形记（插图本）（上、下册） 节选

书摘**回望成名学究训顽儿讲制艺乡绅勖后进话说陕西同州府朝邑县城南三十里地方，原有一个村庄，这庄内住的，只有赵、方二姓，并无他族。这庄叫小不小，叫大不大，也有二三十户人家，祖上世代务农。到了姓赵的爷爷手里，居然请了先生，教他儿子攻书。到他孙子，忽然得中一名黉门秀士。乡里人眼浅，看见中了秀才，竟是非同小可，合庄的人，都把他推戴起来，姓方的便渐渐的不敌了。姓方的瞧着眼热，有几家该钱的，也就不惜工本，公开一个学堂，又到城里请了一位举人老夫子，下乡来教他们的子弟读书。这举人姓王名仁，因为上了年纪，也就绝意进取，到得乡间，尽心教授。不上几年，居然造就出几个人材，有的也会对个对儿，有的也会诌几句诗，内中有个天分高强的，竟把笔做了“开讲”，把这几个东家喜欢的了不得。到了九月重阳，大家商议着，明年还请这个先生。王仁见馆地蝉联，心中自是欢喜。这个会做开讲的学生，他父亲叫方必开。他家门前，原有两棵合抱大树，分列左右，因此乡下人都叫他为“大树头方家”。这方必开因见儿子有了怎么大的能耐，便说自明年为始，另外送先生四贯铜钱。不在话下。且说是年正值大比之年，那姓赵的便送孙子去赶大考。考罢回家，天天望榜，自不必说。到了重阳过后，有一天早上，大家方在睡梦之中，忽听得一阵马铃声响，大家被他惊醒。开门看处，只见一群人，簇拥着向西而去。仔细一打听，都说赵相公考中了举人了。此时方必开也随了大众在街上看热闹，得了这个信息，连忙一口气跑到赵家门前探望。只见有一群人，头上戴着红缨帽子，正忙着在那里贴报条呢。方必开自从儿子读了书，西瓜大的字，也跟着学会了好几担搁在肚里。这时候他一心一意都在这报条上，一头看，一头念道：“喜欢贵府老爷赵印温，应本科陕西乡试，高中第四十一名举人。报喜人卜连元。”他看了又看，念了又念。正在那里咂嘴弄舌，不提防肩膀上有人拍了他一下，叫了一声“亲家”。方必开吓了一跳，定神一看，不是别人，就是那新中举人赵温的爷爷赵老头儿。原来这方必开，前头因为赵府上中了秀才，他已有心攀附，忙把自己第三个女孩子，托人做媒，许给赵温的兄弟，所以这赵老头儿赶着他叫亲家。他定睛一看，见是太亲翁，也不及登堂人室，便在大门外头，当街爬下，“绷冬绷冬”的磕了三个头。赵老头儿还礼不迭，赶忙扶他起来。方必开一面掸着自己衣服上的泥，一面说道：“你老今后可相信咱的话了?咱从前常说，城里乡绅老爷们的眼力，是再不错的。十年前，城里石牌楼王乡绅下来上坟，是借你这屋里打的尖。王老先生饭后无事，走到书房，可巧一班学生在那里对对儿哩。王老先生一时高兴，便说我也出一个你们对对。刚刚那天下了两点雨，王老先生出的上联就是‘下雨’两个字。我想着，你们这位少爷便冲口而出，说是什么‘出太阳’。王老先生点了点头儿，说道：“‘下雨”两个字，“出太阳”三个字，虽然差了点，总算口气还好，将来这孩子倒或者有点出息。’你老想想看，这可不应了王老先生的话吗?”赵老头儿道：“可不是呢。不是你提起，我倒忘记这会子事了。眼前已是九月，大约月底月初，王老先生一定要下来上坟的。亲家那时候把你家的孩子一齐叫了来，等王老先生考考他们。将来望你们令郎，也同我这小孙子一样就好了。”方必开听了这话，心中自是欢喜。又说了半天的话，方才告别回家。P.1-3

官场现形记（插图本）（上、下册） 作者简介

李宝嘉(1867～1906)晚清小说家。又名宝凯,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笔名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等。祖籍江苏武进（今属江苏常州市）,咸丰年间,迁居山东。李宝嘉3岁丧父,随母亲与堂伯父李翼清一家合住。李翼清在山东历任知县、同知、知府等职。宝嘉受堂伯父抚养教育，擅长八股诗赋，能书画篆刻，多才多艺。光绪十八年(1892)李翼清辞官归籍，宝嘉一家也跟从由山东返回常州。乡居期间，曾从传教士学习英文；并考中秀才。光绪二十二年(1896)到上海，先编撰《指南报》，次年五月创办《游戏报》，并设”文社”。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将《游戏报》转让，另办《世界繁华报》。这些报纸是中国小报的鼻祖，它”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论〈游戏报〉之本意》），虽然谈风月，说勾栏，载社会新闻，但也嘲骂腐朽的官僚买办，暴露社会种种黑暗，为创作谴责小说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光绪二十九年(1903)，应商务印书馆之聘，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上海的10年间，因戊戌变法、庚子事变等重大事件，他不满意清朝的腐败，帝国主义的侵略，以痛哭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一面办报，一面从事小说创作。作者在小说《活地狱》的”楔子”里有诗说：”世界昏昏成黑暗，未知何日放光明；书生一掬伤时泪，誓洒大千救众生。”他创作小说的目的在于揭露时弊，洗刷污浊，改进政治，推动社会进步。这是与他的社会改良主张一致的。他希望学习西方的文明与进步，”兴利的地方兴利，除弊的地方除弊，上补朝廷之失，下救社会之偏”，”用上些水磨工夫，叫他们潜移默化”，不赞成激进的改革，连变法维新也感到过激，至于民主革命更被斥为”破坏天理国法人情”（《文明小史》），这种想法，不仅是一种幻想，而且给他的创作带来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