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讲座 目录

史记讲座 内容简介

作者的《史记笺证》是集成之作，他的“史记课”也颇受欢迎，《史记讲座》正是作者几十年研究讲录的精华。本书由司马迁其人、《史记》常识及专题、名篇解读三部分组成，力求新视角、新观点、新证据，揭示司马迁的生死观及与汉武帝的矛盾、《史记》的真实性问题、《史记》的悲剧品格、《史记》的错误和疏漏，考古发掘对《史记》的验证等；名篇解读告诉你如何读《史记》，并介绍重要的注释《史记》的参考书。本书是《史记》的权威通俗读本，*佳入门书之一。

史记讲座 节选

**讲时代、家世与生平
一、司马迁的时代
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人物，伟大的人物又催生了伟大的历史文化。台湾学者赖明德在《司马迁之学术思想》一书中指出：“司马迁是我国继孔子之后，两千多年以来历史文化界*伟大的巨人。他那卓越的历史观点，丰富的人生体验，深刻的社会见解，精湛的学术造诣，以及高度的文学修养，除了一部分得之于禀赋以外，大部分都和他所生长的时代与社会有不可割断的密切关系。”司马迁的活动生涯大致和汉武帝相始终，所以赖明德认为，司马迁那“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豪放的风格，和大汉帝国的磅礴气势是息息相关的。繁荣的经济和壮盛的国威。使司马迁孕育了他那种海阔天空的浪漫精神和雄伟气魄；学术文化从多元趋于单一，使司马迁深深感受了多元文化的可贵和思想自由难求；森严的法纪，使司马迁感受了被蹂躏的人性是多么的可怜，被压抑的人权是多么的可悲。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也是一个激发智慧的时代；那是一个笼络知识分子的社会，也是一个磨炼天才的社会。司马迁的一生便是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中成长；《史记》一书也是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中写成。因此，要正确了解和评价司马迁和《史记》，必须先了解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这个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一个强盛的时代，一个气势宏大、蓬勃发展的时代。在经济上，由于秦末连年战争，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大批农民破产流亡，社会经济凋敝不堪，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上下普遍穷困的状况。但刘邦建国后，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注意稳定社会秩序，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经过惠帝、文帝、景帝的相继努力，社会经济日趋繁荣，到了武帝初年，经济的繁荣已经远远超出战国时期。司马迁概括当时的经济形势说：“非遇水早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牛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平准书》）经济的繁荣不仅促进了西汉政权的巩固，而且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这为司马迁撰写《史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政治上，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同姓王的措施，使封建的中央集权不断加强，西汉王朝在政治上达到极盛。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创立于秦始皇，但只昙花一现，就被农民起义推翻了。汉高祖刘邦重建帝国，在断然消灭了异姓王的同时，又接受“秦孤立而亡”的教训，大量分封自己的子弟为王，想借此达到藩屏汉室、巩固统治的目的，可是事与愿违，由于这些同姓诸侯王的辖地过多，又可以自置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吏，可以自征税赋，自铸货币，自己管理军队，仍然处于半独立状态，所以形成了一种干弱枝强的局面。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些大诸侯王国的势力也迅速膨胀，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日益严重，终于在景帝时代酿成了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平定后，朝廷改定制度，损黜王国官制及其职权，规定诸侯王只征收租税，不管政事，从此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中央集权的力量显著加强。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又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国土分给子弟为列侯。按照汉制，侯国是隶属于郡的，地位相当于县，这事实上就把诸侯王的领土逐渐变成了朝廷直辖的区域。推恩诏下后，王国纷纷请求分封子弟。一些大的王国很快就变成了众多的小侯国，再也没有力量与中央政权对抗了，西汉王朝终于达到了空前的统一。
在削平诸侯割据势力的同时，各种政治制度、等级制度也逐步建立和完备起来，封建的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在此基础上，汉武帝凭借汉初数十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在他在位韵五十多年中，充分发挥他的雄才大略，不但对内多所建树，而且对外连年用兵，伐匈奴、征闽越、通西南夷、征朝鲜、伐大宛，大大扩展了西汉王朝的版图。这使司马迁写作《史记》时，能把视野扩大到大宛、朝鲜、匈奴、西南夷等边远地区，首创国内各民族地位平等，树立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思想，具备了客观条件。同时，统一的国家，辽阔的疆域，四通八达的道路，使司马迁有可能畅行无阻地游历全国，考察地理形势，了解风俗民情，搜集遗闻轶事，而这一切对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帮助之大，是无法估量的。
西汉建立以来文化事业的开放发展也为司马迁修史提供了充足的文献资料。因为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愚黔首，并不准民间藏书和读书以后，古代文化濒于灭绝的境地。汉朝建立后，废除了“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到了武帝时代，还“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于是“百年之间，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这是指文献资料的搜集情况而言。在著述方面，汉初以来，“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到了武帝初年，淮南王刘安又纠集门下学者编集了一部“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的《淮南子》，开始了以道家思想为指导的学术工作；董仲舒又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采阴阳、道、法诸家以治《公羊春秋》；接着司马谈又以道家为基础，全面地研究先秦诸子，写出了高屋建瓴、气象宏伟的《论六家要旨》。这些都标志着一个对先秦文化进行全面研究、、系统总结的时代到来了。司马迁的《史记》写作，就是在当时学术进行综合、总结的气氛下进行的。而汉王朝的统治者也需要一部巨大的历史著作，来记录从古代到当时社会发展的全貌，并总结历史的经验。为社会发展做借鉴，以达到补敝起废的目的。司马迁正是适应着时代的需要，自觉地担负起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史记》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要求。
在西汉，除了学术文化繁荣发展外，在文学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尤其是政论文和辞赋的成就，对《史记》产生了深刻影响。西汉前期的各家政论文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重视总结国家兴亡的教训，以为巩固新兴的汉王朝的统治服务，这也是《史记》一书所要表述的重要内容。在《史记》中，司马迁经常以秦喻汉，告诫统治者不要重蹈秦王朝灭亡的覆辙，《史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维护汉王朝长治久安而作的一部“治安策”。又如当时的政论家贾谊、晁错等人，都对陈胜、吴广农民起义作了肯定，司马迁更是把这次秦末农民大起义和汤伐桀、武王伐纣的战争等量齐观，和孔子写《春秋》成“素王之业”、“为一代立法”相提并论，这除了他本身的识见外，也是受了贾谊等人的影响，所以他把贾谊的《过秦论》直接收在《陈涉世家》后面作为该篇的论赞。从文章风格说，汉初的散文上继战国散文放言无忌的特点，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而《史记》文章也显然有这种特点。《史记》以“实录”著称，司马迁对社会问题的揭露非常深刻尖锐，对封建帝王的批判也毫无顾忌，文章中洋溢着作者匡时救弊的热忱和“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汉初散文有时为了讲究文章的气势而常常忽略细节的真实。不少地方甚至有意加以夸张，这种例子在《史记》中触目皆是，而《史记》文章所以精彩动人，也正和《史记》文章的这种讲气势、重感情密切相关。
从西汉前期开始，辞赋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散文普遍受到辞赋的影响。司马迁擅长写赋，本身也是一位辞赋家，所以《史记》中的一些文章也具有辞赋的特色。在语言上，它韵散结合，旬式长短相间，音节和谐，抑扬有致，而且重铺叙，多排比，议论风发，气势磅礴，错落上口。我们认为，《史记》之所以文采照人，这和作者注意吸收、借鉴汉代散文、辞赋的表现手法及语言艺术是有一定关系的。这一点，过去的研究者们还不太重视。
以上说的都是汉帝国建立以来的积极向上、蓬勃发展的一面，是影响司马迁那种积极豪迈、豁达宏伟的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性因素。但是，随着汉帝国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形势的发展变化，随着统治者物质与精神的掠夺欲望的膨胀，一种为维护统治者专制独裁，为禁锢全国人民思想的严厉措施出台了，其*明显的标志就是汉武帝所大力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针对汉初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的局面采取的对策。按照董仲舒的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他们表面上说是尊“儒”，其实这种“儒”既不代表孔丘，也不代表孟轲，它们是汉武帝专制统治下的一种特有产物。是熔铸先秦各家统治术于一炉的专门为汉武帝的独裁政治作粉饰、作辩护的东西，是*浅薄、*赤裸裸地为汉武帝政治服务的实用主义货色。“儒”家的思想禁锢是其表，法家的严刑酷法是其里，外儒内法，或者叫儒学加酷吏，是汉武帝，尤其是汉武帝后期政治的*本质的特征。这种政治与汉武帝的对外发动战争，对内残酷掠夺相辅相成，恶性循环，愈演愈烈，直到民生凋敝，四海动摇，把整个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司马迁就正好是生活在这个由强到弱、由盛到衰、由宽到严、由开放到封闭、由兴旺到腐朽的转折时期。司马迁的思想之所以如此激烈，《史记》中之所以有如此深刻尖锐的批判性，这是和汉武帝政治的这个特定方面，以及它的严重后果密不可分的。
二、司马迁的家世
关于司马迁的世系，历史材料很少，唯一的是他在《太史公自序》中的一段追述，他说：
昔在颟项，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阮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印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印于殷。汉之伐楚，印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在这段叙述中，有几个问题值得重视，**，司马迁把自己的祖先远溯到传说中的颛顼时代，他说他们家是从重、黎时代传下来的，他以自己出生于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世代史官家庭而自豪。因为他家曾世世代代为史官，所以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也都非常乐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担任史官，而害怕这种传统在他们手里中断。同时，这种家世，还为司马迁积累了丰富的修史知识和经验，培养了司马迂优良的史学品德。这种优良的品德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够以修史为己任，在兴旺发达的汉武帝时代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述史的任务：二是继承了古代史宫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像齐太史兄弟和晋太史董狐那种威武不能屈的敢于同强权作斗争的反抗精神，以及他们宁死也要直书的强烈的正义感。司马迁后来惨遭酷刑后，还能“隐忍苟活”、发愤著书，就与此密切相关。
第二，在司马迁的祖先中，司马错等人作为司马氏家族中杰出的军事人才，与司马迁掌握军事知识和其战争观的形成，具有一定关系。张大可同志在论述司马迁战争观形成的历史条件时，说：“司马氏祖先源远流长，有着两大光荣的祖德传统，即或为文臣世典周史，或为武将建立功名。周宣王时的程伯休甫是一位著名的将军，垂名于多种典籍之中。《诗·大雅·常武》赞颂了他的事迹：‘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甫，左右阵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国语·楚语下》‘观射父论绝地天通’条亦述载此事。从此，休甫之后裔以司马氏为姓，传习兵法剑术，出了好几位名将。《太史公自序》作了亲切的记载。司马迁的直系祖先是秦国的司马氏，八世祖司马错是秦国的著名大将，与白起同时，年齿稍长。在秦国发展史上，司马错和白起是两位显赫人物，一前一后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司马错历事秦惠王、武王、昭王三朝，前后三十六年。白起事秦昭王三十七年。两人友谊深厚，曾并肩作战。秦昭王十八年（前289年），司马错与白起共同攻魏，取垣、轵等大小六十一城。据《秦本纪》、《六国年表》、《张仪列传》、《白起列传》等篇记载，司马错七次出征，为秦西取巴蜀，南夺楚黔中地，东伐魏，拓境过安邑，使秦国土地扩大了两倍。司马错之孙，即司马迁的六世祖司马靳是白起的得力助手，在长平之战中为秦军副将。长平战后，秦军分为三路攻赵：白起自率一军定上党；王齕率一军取赵皮牢；司马靳率一军北定太原。公元前257年，白起不肯为将攻赵邯郸，被秦昭王赐死，司马靳连坐而死。白起不肯为将，因为他认为攻围邯郸不能取胜，他宁死也不做败军之将。秦军攻围邯郸，诸侯救赵，果然失败。司马靳连坐而死，由此可见他与白起关系之密切，大约也是不肯做败军之将拒绝出征而被赐死。司马错和白起从未打过败仗。胜则进取，不胜绝不盲目行动，具有唯物的求实精神和抗强梁的品德。这种思想和品德在其子子孙孙口耳相传和身行言教之中形成遗传习性。这就是司马迁兵学思想的家学渊源。司马谈临终，拉着司马迂的手垂泣而教，要他以孝子的名义发誓效法周公以发扬祖德、光耀先人。司马氏世典周史和洽兵置阵的兵学，就这样在《史记》中得到了发扬光大。”（《司马迁的战争观》，见刘乃和主编《司马迁和史记》）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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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讲座 作者简介

韩兆琦，天津静海县人，生于1933年。1959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62年复旦大学古典文学研究生毕业。此后长期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为教授、博士生导师。1998年退休。现在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兼职有中国《史记》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著有《史记笺证》、评注本《史记》、《史记通论》、《中国文学史》、《简明中国文学史》、《中国传记文学史》、《中国传记艺术》、《汉代散文史稿》、《先秦两汉散文专题》等二十余种。其中《史记笺证》获中国高校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史记通论》获北京市优秀社会科学研究二等奖。在台湾出版的著作有《史记博议》、《史记选注》、《唐诗选注集评》等。韩兆琦长于教学，曾获得“曾宪梓教育基金会”组办的全国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两次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从1992年10月开始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