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三国 内容简介

对《三国演义》这样部家喻户晓的作品，历来是读之者多，议之者众。其中有许多浑刻透彻、启人思考之论，有许多新颖别致、益人心智之见，只要从作品本身出发，持之有故，言之有理，都是应当欢迎的。不过，无庸讳言，由于立足点不同，思想观忿不同，目的和心态不同，在众多的评说中，也有不少是脱离文本但求口舌之快的戏说，有一些自以为是主观猜测的臆说，甚至有少数蛮横霸道厚诬古人的瞎说，其中自然存在这样那样的误解乃至曲解。作为一个《三国》研究者，作者的立场是：拒绝戏说，避免臆说，反对瞎说。在写作这些以学术为根基，立足于普及的文章时，作者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正确、有益、有趣”。

你不知道的三国 本书特色

汉末三国是人们关注的—段历史，《三国演义》是人们喜爱的一部小说。对这段历史，这部小说，你究竟知道多少?某些戏说、臆说、瞎说对你有无影向?这是—部兼具学术性、知识性、可读性的书，希望为你带来正确、有益、有趣的新知。请听著名的《三国》专家沈伯俊教授娓娓道来。国内的《三国演义》研究专家可谓多矣，但我服膺的则是比我小十五岁的沈伯俊。……他对于《三国演义》的研究真正称利是“到家”了。——（江苏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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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贯中的籍贯究竟在哪里？
罗贯中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之一，其作品《三国演义》可谓家喻户晓。然而，对于他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不说别的，就连他是哪里人，至今尚无定论。
明清以来，对罗贯中的籍贯主要有四种说法：（一）东原（今山东东平）人；（二）太原（今山西太原）人；（三）杭人，或钱塘人、越人，即今浙江杭州人；（四）庐陵（今江西吉安）人。20世纪3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20几年来，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集中表现为“东原”说与“太原”说的争论。
“东原”说的基本依据，一是庸愚子（蒋大器）写于弘治甲寅（弘治七年，1494）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明确提到“东原罗贯中”；二是嘉靖壬午（嘉靖元年，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二十七年（1548）叶逢春刊本《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万历十九年（1591）周日校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万历三十三年（1605）联辉堂刊本《三国志传》，以及夏振宇本、《英雄谱》本、种德堂本、汤宾尹本等明代《三国演义》刻本的署名均为“东原罗贯中”。
“太原”说的基本依据则是明初《录鬼簿续编》的记载：“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年，竞不知其所终。”
其实，《录鬼簿续编》的记载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它记的是杂剧作家罗贯中，在上引那段话后，仅列其杂剧三种：《风云会》、《蜚虎子》、《连环谏》，而未涉及其他作品。那么，这位杂剧作家罗贯中，是否必然等于小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这原本是需要证明的；然而，却从来没有人证明过!有人说，《录鬼簿续编》的作者与罗贯中相识和“复会”时，罗贯中还没有写小说，直到他晚年才开始写《三国演义》，所以《续编》没有提到《三国》。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并无任何证据。尽管如此，由于资料实在太少，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学者都不忍心否定这条记载，只是对其解读存在不同的意见。
关于“东原”说。刘知渐先生指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有一篇庸愚子（蒋大器）在弘治甲寅（1494）年所作的序，文中称罗贯中为东原人。这个刻本很早，刻工又很精整，致误的可能性较小。贾仲明是淄川人，自称与罗贯中‘为忘年交’，那么，罗是东原人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录鬼簿续编》出于俗手所抄，‘太’字有可能是‘东’字草书之误。”（《重新评价（三国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王利器先生也持同样的看法，并说：“我之认定罗贯中必是东平（即东原）人，还是从《水浒全传》得到一些消息的。《水浒全传》有一个东平太守陈文昭，是这个话本中唯一精心描写的好官。东平既然是罗贯中的父母之邦，而陈文昭又是赵宝峰的门人，也即是罗贯中的同学，把这个好官陈文昭说成是东平太守，我看也是出于罗贯中精心安排的。”（《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上篇，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期）此外，叶维四、冒炘、刁云展等学者亦主“东原”说。
关于“太原”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几部影响较大的文学史、小说史，如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小说史》等，均主此说，原因在于编者们见《录鬼簿续编》作者自称与罗贯中“为忘年交”，因而对其记载确信不疑。80年代以来，孟繁仁等先生先后发表《罗贯中试论》、《（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等文，除继续强调《录鬼簿续编》记载的“权威性”外，还提出罗贯中创作的几部小说中着意褒美的人物，如《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的李存孝、《三遂平妖传》中的文彦博等，都是山西人，这显然与他的乡土观念有关。
针对孟繁仁先生的论述，我曾发表《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一文（载《海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以友好切磋的精神，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辨析。首先，从三个方面对《录鬼簿续编》记载的权威性提出质疑，指出罗贯中的作品本身的题署，比“忘年交”的回忆更为可靠；即使“忘年交”没有误记，后人也有可能误抄，而《录鬼簿续编》确实存在不少错讹之处。因此《续编》中“太原人”一语，不能当然地视为无须证明的“铁证”。其次，通过对罗贯中作品中主人公籍贯的分析，指出：《蔓国演义》中的关羽固然是山西解州人，但众所周知，《演义》的真正主角是诸葛亮，罗贯中*着意褒美的人物也是诸葛亮，而诸葛亮却是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刘备、张飞、赵云则是河北人；《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的李存孝并非今山西雁北人，而是今河北涞源人；《三遂平妖传》的主角应该是王则和胡永儿，而王则是涿州（治今河北涿州）人，起义于贝州（治今河北清河西北），胡永儿是东京（今河南开封）人。因此，用“故土性”来解释罗贯中的籍贯是不可靠的。再次，我不同意孟繁仁先生以传说为论据的作法，指出：“民间传说自有其特殊的审美价值”，但在长期的流传变异中，“往往与事物的原貌差距很大”，因此“一般不应成为考证历史人物生平的依据”。我还对如何继续探讨罗贯中的籍贯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1）注意《录鬼簿续编》有无别的抄本。如果有幸发现新的抄本，就可以判定其中的“太原”二字究竟是否误抄。（2）注意有关罗贯中生平的新发现。（3）确认《三国志传》是《三国演义》的祖本，并判定其成书年代，那么，其题署“东原罗贯中”与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所说的“东原罗贯中”互相印证，就可以成为确定罗贯中籍贯的有力证据。
此后，孟繁仁先生又发表《（题晋阳罗氏族谱图）与罗贯中》、《太原（罗氏家谱）与罗贯中》等文，提出罗贯中的始祖原为四川成都府人，五代后唐时因仕于青州（今山西太原市清徐县），遂移居该地。因此，罗贯中应为太原清徐县人。不过，我认为，这里的论证尚有若干脱节之处，带有不少猜测成分，还不一定可靠。果然，陈辽先生发表的《太原清徐罗某某绝非（三国）作者罗贯中》一文（载《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1期）指出持“清徐”说者在对《罗氏家谱》的解读上存在严重的失误，将“先祖”、“远代祖宗”与《家谱》中的“始祖”、“**代”混为一谈，即将五代后唐时期从成都来到梗阳（即今清徐）的“先祖”等同于生活在元代的《罗氏家谱》**代罗仲祥，从而造成巨大的世系计算差错。如果罗仲祥真的是五代后唐时人，则第六代罗锦之子应当生于1086年左右（北宋中期），他与元末明仞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毫不相干。由此可见，“清徐”说难以成立。
在两说的争论中，1994年，刘颖独辟蹊径，在《罗贯中的籍贯——太原即东原解》（载《齐鲁学刊》1994年增刊）中指出：历史上有过三个太原郡，分别在今天的山西、宁夏、山东。《录鬼簿续编》所说的“太原”，很可能是指东晋、刘宋时期设置的“东太原”，即山东太原，与“东原”实为一地。东太原这一建制早已废置，但因《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有用古地名、地方别名等生僻地名的习好，故对罗贯中的籍贯也用了生僻地名。此处的“太原”，与《水浒传》、《三国志传》上题署“东原”都是对的，只是分别用了两个生僻的古地名。这是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路。随后，杨海中的《罗贯中的籍贯应为山东太原》（载《东岳论丛》1995年第4期）、杜贵晨的《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辨论》（载《齐鲁学刊》1995年第5期）进一步论述了“太原”应指“东太原”，亦即“东原”。这样，就为“东原”说与“太原”说打通了联系，朝着问题的解决大大前进了一步。
罗贯中的籍贯究竟在哪里？目前看来，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谋略吗？
《三国演义》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具有极其博大而深厚的思想意蕴和文化内涵，犹如一个巨大的多棱镜，闪射着多方面的思想光彩，给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以历史的教益和人生的启示。
许多人认为，《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谋略。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
诚然，《三国演义》给人印象*深的一个方面，就是擅长战争描写。全书以黄巾起义开端，以西晋灭吴收尾，反映了从汉末失政到三分归晋这一百年间的全部战争生活，描写了这一时期的所有重要战役和许多著名战斗，大大小小，数以百计。接连不断的战争描写，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占了全书的大部分篇幅。而在战争描写中，作者信奉“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军事规律，崇尚“斗智优于斗力”的思想，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对制胜之道的寻绎上。因此，虽写战争，却不见满篇打斗；相反，书中随处可见智慧的碰撞、谋略的较量，而战场厮杀则往往只用粗笔勾勒。可以说，千变万化的谋略确实是全书精华的重要部分。
然而，谋略并非《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更非书中精华的全部。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道”是*高层次的东西。“道”有多义，首先是指自然和社会的根本规律，通常指正义的事业，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也。因此，它也是处事为人的基本原则。谋略则属于“术”，是第二层次的东西，是为“道”服务的，必须受“道”的指导和制约。作为一位杰出的进步作家，罗贯中认为，符合正义原则，有利于国家统一、民生安定的谋略才是值得肯定和赞美的，而不义之徒害国残民的谋略只能叫做阴谋诡计。因此，只有代表作者理想的诸葛亮才被塑造为妙计无穷的谋略大师、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曹操的谋略可谓高矣，但罗贯中对他却并不喜爱，而是有褒有贬：对曹操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进步的谋略，罗贯中予以肯定性的描写；而对他损人利己、背信弃义的各种伎俩，则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综观全书，罗贯中从未放弃道义的旗帜，从未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谋略；对于那些野心家、阴谋家的各种阴谋权术，他总是加以揭露和批判；对于那些愚而自用者耍的小聪明，他往往加以嘲笑。可以说，《三国演义》写谋略，具有鲜明的道德倾向，而以民本思想为准绳。后人如何看待和借鉴《三国演义》写到的谋略，则取决于自己的政治立场、道德原则和人生态度。如果有人读过《三国演义》却喜欢搞小动作，那是他自己心术不正，与罗贯中无关。至于有人谈什么“厚黑学”，也硬往《三国演义》上扯，那更是毫无道理的。
那么，《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什么呢?我认为，《三国演义》丰厚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对国家统一的向往。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极其伟大的聚合力，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安定，是我们民族一贯的政治目标，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优良传统。几千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民族曾经屡次被“分”开，饱受分裂战乱之苦。但是，每遭受一次分裂，人民总是以惊人的毅力和巨大的牺牲，清除了分裂的祸患，医治了战争的创伤，促成重新统一的实现。在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汉末大动乱时期，以及罗贯中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元代末年，广大人民对国家安定统一的向往更是特别强烈。罗贯中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通过对汉末三国时期历史的艺术再现，鲜明地表达了广大人民追求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这是《三国演义》的政治理想，也是其人民性的突出表现。
2.对政治和政治家的选择。
人们常常谈到《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有人还把这称为“封建正统思想”。事实上，“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早在宋代就已成为有关三国的各种文艺作品的基调，罗贯中只是顺应广大民众的意愿，继承了这种倾向。罗贯中之所以“尊刘”，并非简单地因为刘备姓刘（刘表、刘璋也是汉室宗亲，而且家世比刘备显赫得多，却每每遭到贬抑和嘲笑；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姓刘的皇帝，更是作者鞭挞的对象），而是由于刘备集团一开始就提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口号，为恢复汉家的一统天下而不屈奋斗，不懈努力，被宋元以来具有民族思想的广大群众所追慕；同时，这个集团的领袖刘备的“仁”、军师诸葛亮的“智”、大将关羽张飞等人的“义”，也都符合罗贯中的道德观。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罗贯中把刘备集团理想化而予以热情歌颂。另一方面，罗贯中之所以“贬曹”，是因为曹操作为“奸雄”的典型，不仅不忠于刘氏王朝，而且常常屠戮百姓，摧残人才，作品对其恶德劣行的描写大多于史有据，并非有意“歪曲”；而对曹操统一北方的巨大功绩，对他在讨董卓、擒吕布、扫袁术、灭袁绍、击乌桓等重大战役中所表现的非凡胆略和智谋，罗贯中都作了肯定性的描写，并没有随意贬低。由此可见，“尊刘贬曹”主要反映了广大民众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标准对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对此不应作片面的理解，更不应简单地斥之为“封建正统思想”。
3.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三国演义》以很大篇幅描写了汉末三国变幻莫测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总结了各个集团成败兴衰的历史经验，突出强调了争取人心、延揽人才、重视谋略这三大要素的极端重要性。董卓集团败坏朝纲，残害百姓，荒淫腐朽，导致天下大乱，完全是一伙狐群狗党，混世魔王，作品便不遗余力地予以鞭挞。袁术狂妄自大，轻薄无能，既不注意延揽人才，又无明确的战略目标，更不顾百姓死活，却急于过皇帝瘾，大失人心，作品也予以严厉批判。袁绍虽然颇有雄心，其集团一度声势赫赫，实力雄厚，但由于袁绍胸无伟略，见事迟缓，坐失战机；不辨贤愚，用人不当，以致关键时刻内讧不已；心胸狭隘，文过饰非，甚至害贤掩过，终于只能成为曹操的手下败将，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相比之下，刘备、曹操、孙权三大集团在这三方面各有所长：刘备历经磨难，却始终坚持“举大事必以人为本”的信念，深得民心；求贤若渴，“三顾茅庐”堪称千秋佳话；倾心信任诸葛亮，既有正确的战略方针，又有灵活多变的谋略战术。曹操虽然心术不正，却也十分注意争取人心，延揽人才，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在战略战术上，他也高出同时诸雄。孙权手下也是人才济济，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任统帅均为一时之杰，而且有着明确的战略目标。因此，在众多政治军事集团中，刘、曹、孙三大集团得以脱颖而出，形成三分鼎立的局面。

你不知道的三国 作者简介

沈伯俊，197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1980年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历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哲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南开大学教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理事。
主要著作有：《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合著）、《三国演义辞典》、《校理本三国演义》、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整理本、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三国演义》评点本、《三国漫话》、《三国演义新探》、《西游记》校注本、《图说三国》（主编并撰文）、《沈伯俊说三国》、《赏味三国》、《神游三国》、《罗贯中与<三国演义>》等。校点《后水浒传》、《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等6部明代小说及史书《三国志》。发表学术论文170余篇，短评、札记、随笔等200余篇。被国内外同行誉为“权威的《三国》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