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桥词典(修订版) 节选

nbsp; 序
我投入文学写作已三十年。回顾身后这些零散足迹，不免常
有惶愧之感。以我当年浓厚的理科兴趣和自学成果，当一个工程
师或医生大概是顺理成章的人生前景。如果不是“文革”造成的命
运抛掷，我是不大可能滑入写作这条路的。我自以为缺乏为文的
禀赋，也不大相信文学的神力，拿起笔来不过是别无选择，应运而
为，不过是心存某种积郁和隐痛，难舍某种长念和深愿，便口无遮
拦地不平则鸣。我把自己的观察、经验、想像、感觉与思考录之以
笔，以求叩问和接通他人的灵魂，却常常觉得力不从心，有时候甚
至不知道这种纸上饶舌有何意义。人过中年的我不时羡慕工程师
或医生的职业——如果以漫长三十年的光阴来架桥修路或救死扶
伤，是否比当一个作家更有坚实的惠人之效?
我从事写作、编辑、翻译的这三十年，正是文学十分艰难和困
惑的时期。一是数千年之未有的社会大变局，带来了经济、政治、
伦理、习俗、思潮的广泛震荡和深度裂变，失序甚至无名的现实状
况常常让人无所适从。二是以电子技术和媒体市场为要点的文化
大变局，粉碎了近千年来大体恒稳的传统和常规，文学的内容、形
式、功能、受众、批评标准、传播方式等各个环节，都卷入了可逆与
不可逆的交织性多重变化，使一个写作者常在革新和投机、坚守和
迂愚之间，不易做出是非的明察，更不易实现富有活力的选择和反
应。身逢其乱，我无法回避这些变局，或者说应该庆幸自己遭遇了
这样的变局，就像一个水手总算碰上了值得一搏的狂风巨浪。
积累在这个文集里的作品不过是记录了自己在风浪中的一再
挣扎，虽无甚可观，却也许可为后人审思，从中取得一些教训。
精神的彼岸还很遥远，在地平线之下的某个地方。我之所以
还在写下去，是因为不愿放弃和背叛，还因为自己已无法回到三十
年前，如此而已。
这套文集收入了我的主要作品，占发表总量的七八成左右。
借此次结集出版机会，我对其中部分作品做了修订。
所涉及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种：
一是恢复性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内地的出
版审查尺度有一个逐步放宽的过程，作者自主权一开始并不是很
充分。有些时候，特别是在文学解冻初期，有些报刊编辑出于某种
顾忌，经常强求作者大删大改，甚至越俎代庖地直接动手——还不
包括版面不够时的偶然剪裁。这些作品发表时的七折八扣并非作
者所愿，在今天看来更属历史遗憾，理应得到可能的原貌恢复。
二是解释性的。中国现实生活的快速变化，带来公共语境的
频繁更易。有些时隔十年或二十年前的常用语，如“四类分子”“生
产队”“公社”“工分”“家庭成分”等，现在已让很多人费解。“大哥
大”“的确良”一类特定时期的俗称，如继续保留也会造成后人的阅
读障碍。为了方便代际沟通，我对某些过时用语给予了适当的变
更，或者在保留原文的前提下略加解释性文字。
三是修补性的。翻看自己旧作，我少有满意的时候，常有重写
一遍的冲动。但真要这样做，精力与时间不允许，篡改历史轨迹是
否正当和必要，也是一个疑问。因此在此次修订过程中，笔者大体
保持旧作原貌，只是针对某些刺眼的缺失做一些适当修补。有时
写得顺手，写得兴起，使个别旧作出现局部的较大变化，也不是不
可能的。据说俄国作家老托尔斯泰把《复活》重写了好几遍，变化
出短、中、长篇的不同版本。中国作家不常下这种工夫，但如遇到
去芜存菁和补旧如新的良机，白白放过也许并不是一种对读者负
责的态度。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热情支持这一套文集的出版，感谢文友
东超、单正平等多次对拙作给予文字勘误，还应感谢三十年来启
发、感动、支持过我的各位亲人、师友以及广大人民。
韩少功
2007年7月

马 疤 子(以及“一九四八年”)
光复在县里当体育老师，是马桥少有的知识分子之一，也是马
桥惟一一个在城里定居吃上国家粮的人。
他的父亲是马桥历史上惟一的大人物。但很长一段时间，马
桥人不愿意提起这个大人物，对有关他的往事吞吞吐吐。我后来
才知道，大人物叫马文杰，一九八二年才获得政府的甄别平反，去
掉了“大土匪”“反动官僚”的帽子，获得了起义功臣的身份。光复
当上县政协常委，后来又当上政协副主席，同他爹的平反当然不无
关系。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才访问光复，多少了解了一些马文杰
一九四八年出任国民党县长的内情。
我已经说过，这是在一九八二年。这是一个阴沉多雨的傍晚，
在一个河街上的小豆腐店里——光复连体育老师的饭碗都不牢靠
的时候，开下了这个小店。我在小本子上记下他的话，满鼻子酸酸
的豆渣味。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对于我来说，对于我所知道的马文
杰来说，一九四八年并不是一九四八年。它向后延迟了，甚至发酵
成酸味了。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延迟到一九八二年这个多雨的傍
晚才出现。就像炸死马桥雄狮的那颗炸弹，那颗中日战争的炸弹，
在泥土中悄悄把时间凝固了三十多年，推迟到一个明媚的春天才
在孩子的胸前发出一声古老的爆炸。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不能说它是存在的，至少我们没有充足的
理由断定它存在。因此在一九八二年以前，马文杰的一九四八年
对于我是空无。
同样的道理，马文杰的一九四八年，马桥人的一九四八年，也
并不是很多历史教科书上的一九四八年。构成这一年的事件，使
这一年得以被人们感受、确认、追忆的诸多人世运演和变化，包括
国共北平和谈、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毛泽东愤怒拒绝苏共关于中
国两党划江而治的建议、国民党内蒋介石集团与李宗仁桂系集团
的激烈角逐等等，马文杰与手下人当时都一无所知。由于九连山
脉的重重阻隔，加上战乱、大旱以及其他一些原因，马桥弓与外界
的联系越来越少。马桥人当时对外界的了解，完全停留于一些回
乡老兵零零星星的传说。
这些老兵，原来大多数跟着团长马文杰在四十二军吃粮，到过
山东和安徽，后来又参加滨湖战役，接四十四军的防。他们看不起
四十四军，那是川军，纪律*差，差不多人人抽大烟，日军化装成便
衣打进去，一下就把他们的军部端了。马团长当然也吃过苦头，在
沅江县有一次打伏击，埋的一百多颗地雷全不管用。那些从邵阳
赶运来的土地雷，一炸成了两个瓢，爆得很响就是不死人，硝烟中
的日本兵一个不少，照样哇哇哇地往上冲，很快把四十二军分割成
几块。马团长见势不妙，只得命令手下人赶快把山炮什么的全丢
到河里，分散打游击。日本人是来运粮食的，只要把他们拖到冬
天，洞庭湖区的水干了，日本人的船就出不去，他们的牵制任务也
就完成了。
他们回忆马文杰带着他们捉俘虏的情形。捉一个日本兵奖一
万块钱。每个连每个月要捉四个俘虏，没完成任务连长就要记大
过，而且下个月的任务就要加倍。再完不成，连长就撤职，打屁股，
军法从事。三扁担下去，屁股肯定见血。有一个倒霉的连长，屁股
上总是烂一个洞，没当过几天“好人”。
他们找地方维持会要便衣，要良民证，然后化装去敌占区偷
袭。胆子大一点的人，还咬住日本人的队伍抓“尾巴”。有一个连
全是湘西的苗人，都会泅水，也*勇敢，捉的俘虏*多，但不幸在华
容县的一次遭遇战中竟然全连殉职。马团长手下的几个同乡运气
似乎还好，脑袋都留下来了，只是每次捉俘虏，捉回来的不是蒙古
人就是朝鲜人，不是真正的日本货，虽然可以勉强交差，但没有赏
金。这几个马桥人后来回到家里之后还经常为此愤愤不平。他们
说，马疤子不讲道理，蒙古鞑子的块头*大，塞在麻袋里三四个人
使了吃奶的劲还抬不动。吃了这么大的亏，凭什么人家拿赏金我
们就喝凉水?
马疤子是马文杰的外号。
他们的听众震惊之余也表示同情，是的，是的，马疤子就是个
小气，当了那么大的官，也没见给他婆娘打个金镯子。有一次回老
家请乡亲吃一顿饭，总共只砍了五斤肉，碗里净是萝卜!
他们的一九四八年就是充满着这样的一些话题。也就是说，
他们此时心目中的外界，只有抽大烟的川军，炸不死人的邵阳地
雷，还有日本军队中的蒙古鞑子等等——充其量，他们还模模糊糊
听说过第三次长沙会战的传闻。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
“一九四八”，也从来不用公元纪年。直到我与他们交往的时候，
“一九四八”还是一个生疏的词。他们表示那个年头的用词有以下
一些：
1．长沙大会战那年。
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命名。他们的长沙会战是一段迟到了将
近六年的新闻，被他们误以为是一九四八年的事。如果一个外来
人并不了解第三次长沙会战，只是靠马桥人的嘴来把握时间，肯定
要把历史的秩序打乱得一塌糊涂。
2．茂公当维持会长那年。
这个命名可以说没错，也可以说错了。茂公是马桥上村人，那
一年确实接了张家坊某人的差，轮到他来当了维持会会长，管辖远
近十八个弓。拿这一件事来标志一九四八年，没有什么不可以。
问题在于，马桥人不知道日本人早已投降了，日本人强制成立的维
持会在绝大多数地方已经不存在了，良民证也不用了，只是他们消
息闭塞，还是按老规矩办事，还用着“维持会”的名称，可能让后人
听了以后还是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