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文大发现 内容简介

本书内容主要包括：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发现及研究、以太阳出没方位定季节方法的发现、以三大辰确定季节功能的发现、年月闰周的测定和四分历的发现等。

中国天文大发现 本书特色

我国古代天文学成就斐然。在古代，有以太阳和三辰定季节规律的发现、交食规律的发现、五星运动规律的发现、岁差和潮汐现象的发现等重大发现。近现代我国在恒星和行星的发现、小行星和彗星的发现、致密星发现以及星系方面的发现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书详细介绍了中国天文史上的重大发现，是适合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和近现代天文学重大科学发现的科普读物。

中国天文大发现 目录

中国天文大发现 节选

**篇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发现及研究
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发现，在现代中国天文史上是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各种新闻媒体都作了报导。随后又发生了是否存在彝族十月太阳历的争论。彝族十月太阳历发现的巨大价值，还在于它起源和植根于中国*古老的历法——阴阳五行历。随后，人们深入到《夏小正》是否是十月太阳历的讨论。可以说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发现，是二十世纪中国天文学界*热门的话题之一。
历史的车轮总是不停地滚滚向前的，自从彝族十月太阳历再次提出，并且以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以来，前后又经过了三十个年头。历史上凡是新生事物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压制和斗争的，十月太阳历的研究过程，同样也伴随着激烈的争论。在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中断之后，今天我们有机会更冷静客观地面对和总结这段历史。
一、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发现过程
1.刘尧汉教授在发掘彝族十月太阳历上的贡献
刘尧汉教授，出生于云南哀牢山南华县沙村的一个彝族地主家庭。1943年考入云南大学社会系，学习民族史和社会调查的方法。在系主任费孝通的指导下，对自己的家乡进行社会历史调查，完成了毕业论文《沙村社区研究》。他的研究工作受到当代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和赞赏，翦伯赞教授嘱他再次到哀牢山调查时，注意弄清南昭王室的族别，范文澜教授则向其索要存稿。刘尧汉依据自己家族由奴隶主演变成封建地主过程为资料，写成《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实例》一文，送范老审阅。范老阅后写出一篇热情洋溢的推荐文章《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刊载于1956年5月24日《光明日报》上，范老赞扬刘文为“山野妙龄女郎”。文中间接地批评了那些只知与中国《书经》、《诗经》等名门老太婆或希腊、罗马等外国贵族老太婆打交道、只知从书本上寻出路的研究者。风趣地批评说“他们对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就未免有些目不斜视，冷淡无情”。可以说，范老的这一批评对科技史的研究方法尤其中肯。那时的中国科技史界，还处在开创阶段，正忙于整理国故，尚未顾及野外和少数民族调研。从以上介绍可知，当年的刘尧汉教授，已经具备良好的社会调研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史学、文献学功底，在科研道路上也已取得受人瞩目的成果。
我们认识刘尧汉教授，是一次偶然的机会。1975年，为了开展彝族天文调研，事先得熟悉彝族文献和社会历史知识，并为实地调查作准备。我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请教，能够与他相识，并且在以后开展彝族十月太阳历的研究过程中结成了多年的合作伙伴。我们互相支持，取长补短，坚定认清目标，克服许多困难，打开了研究的新局面。
认识刘先生以后，他除指点我们如何开展凉山彝族天文调查、应该参阅的研究文献以外，他还拿出一份手稿，是整理前人调查资料，内溶涉及彝族十月太阳历和十二兽历。我们阅读之后，劝其将这份资料改写成两篇论文，并亲自为他改写成《彝族太阳历考释》
一文。刘教授接受了我们的意见，这两篇论文都刊载在有关的科技史刊物上。由于家庭杂事，计划中的凉山天文调查我未能成行。其他两位成员按计划去了。由于我觉得彝族十月太阳历是一项从未见到过的全新目标，很有研究价值，我便特别嘱咐去调查的同行关注这个方向。没想到的是，他们调查回来后说没有调查到十月太阳历。他们的工作让我和刘尧汉都很失望。正是这个原因，才促使我和卢央、刘尧汉三人于1981年再次踏上彝族天文历法调研的征程。
我们虽然想作彝族天文历法的全部调查，但关注的重点仍然放在十月太阳历上面。然而要获得这方面的信息十分困难，只能从星占资料中得到一些间接的信息。不过，我们还是从雷波县找到了直接使用过十月历的群众玛尼兹等人。*后出版了《彝族天文学史》。在此前后还发表了若干有关彝族太阳历的论文。
我们在《彝族太阳历考释》中，引用了1934年俞德浚等人撰写的《雷马峨屏调查记》和1940年云南大学江应梁教授在大凉山调查写成的《凉山彝族奴隶制度》等文献，加以分析和综合，指出这个彝族太阳历的基本结构为：每岁十个阳历月，每个阳历月为三十六天，合计三百六十天。另有五至六天过年日，不计在月内。以十二生肖纪日，并与汉族的十二生肖相对应。但尽管有前人的多次实地调查，仍然还有一些问题不很清楚。如：虽然知道其岁首在冬季，但不知具体与公历或农历的对应日期，也不知道具体是几年设置一个闰日等。
在开创彝族十月太阳历的研究中，刘尧汉所起的主导作用是很显然的。他不但首先整理出前人调查十月历的各种资料，而且又亲自组织他人再作专业调查，加以证实和补充。他不但熟悉作民族调查的方法，而且熟悉与此有关的民族资料和历史文献，从而对深入研究起到关键作用。当时他还是彝族中的唯一教授，在云南、四川、贵州的彝族干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的调查工作才能顺利进行，才能在群众中扩大影响，起到发动群众，开展进一步研究的推动作用。他还将他的有关工作专门写了一本书，名为《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彝族十月太阳历虽然不是他首先从彝族闭塞的山寨中发掘出来的，但却是将民族学家的口头调查和似是而非的口头传说，引导到天文史界，从科学的角度探讨这一奇特而又古老历法的创始人，并且取得实质性的研究成果，从而与华夏古代科技文明相联系。他还利用自己擅长的社会调查方法，导致天文史家深入彝村作实质性的调查，推动了学术界和广大彝族群众开展十月太阳历的研究，明确指出十月太阳历是彝族自己固有的历法，从而否定了以往民族学家以为彝历“由汉人传授而来”的猜测。因此，刘尧汉教授在彝族十月历研究上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这里顺便指出，刘尧汉教授既然走进天文史的大门而研究彝族天文学，由他开创的利用民族学和民族史的知识来充实中国天文史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从而推动了中国天文史的研究，并且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除发现十月太阳历以外，由他直接作出的贡献还有两项，一是发现和论证了彝族虎历和虎图腾崇拜，二是将彝族巫师的名称与中国远古黄帝系统的天文学家羲和挂上了勾。前者促进了人们对西羌虎图腾的认识，从而推动了人们对四象和恒星分野源于中国远古民族图腾的研究。后者则推动和促进了人们对远古华夏文明中的两大历法体系的分类和认识。
关于后者，应当说研究还刚刚开始，许多人可能还根本没有认识到。即使是天文史界，能够认识到的人也很少，故这里需稍作说明。刘尧汉教授为《彝族天文学史》撰写了“彝族文化史概略”一章，在第六节南诏大理文化、第七节毕摩与天文学两节中，重点考证了彝族君王和巫师的名称和作用。他在述说彝族、白族是古西羌一个分支的遗裔后指出，它的父子连名制与古代羌人相同。《新唐书·南诏传》称国王为骠信，称王后为信么。《大明一统志》“蒙化府”称巫师为西，称土地的主人为弥西。弥义为土地，其中信、西均为王或主人之义。而川、滇凉山彝族均称巫师为毕摩，称部落首领和奴隶主为西或色。男称西颇，女称西摩。乾隆《云南通志》第119卷日：“巫号大溪波。”
元李京《云南志略》也说：“惟用男巫，号日大溪波。”故彝语信、西、溪、师等，均为彝语主人、王、巫师等同一含义的音译。具有见识广博、有学问、首领等的内容。刘尧汉同时也注意到《国语·楚语》说古巫觋“其能知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神明降之，在男日觋，在女日巫”。故认为彝族的毕摩与国语中所说的巫觋是相当的人物，而彝族的西、溪、信等，在读音上与《国语》之觋字也相一致。刘尧汉没有将彝族的巫师进一步与三皇五帝时代的羲和相联系。但彝族巫师既然可与《国语》中的传说人物巫觋相类比，那么一定也可与帝尧和黄帝时代的羲和相类比。由此推而广之，现今的彝族巫师西波，与黄帝、帝尧时代的天文官羲和，均为具有共同专长的星占师。他们同时也推算节气，制定历法，其称号西、溪、羲、觋等，在读音上也一致。而且从族源来说，无论黄帝族、帝尧族或彝族，都源于同一民族——古西羌族。由此我们便可找到能解开彝族十月太阳历与黄帝、帝尧阴阳五行历性质相似的谜团——她们同属古西羌民族，有着共同的古老文明。
2.有关彝族十月历的争议和考验
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发现和研究公布以后，尤其与中国上古的文献加以联系研究之后，在社会上引起热烈的反响。它的魅力，使很多人入迷和关心，也引起很多人想要参与进一步研究的兴趣。日本著名科学史家薮内清先生还专门为《彝族天文学史》写了书评，可见当时在国内外影响之广泛。但是，这件事同时也惹恼了一些人，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和反对，声明要与这些汉族太阳历的“发明者”斗到底。针对《彝族天文学史》一书作了反调查，并在多处文章中公布了他的调查结果，以此证明了我们在调查中编造了“假调查”。以后还在个别人的支持下自费出版了一本名为《古今彝历考》的书。即使经过多次修改，写在书中的文字仍然火气十足地教训人，似乎世界上只有他才懂得彝族和天文学。读者只需看他书目中的一些标题，就可看出他文字之激烈了：
这种公式是瞒不过人的
从来没有不以十二属相记的五天
不叫虎历叫天历
月名不是以五种元素命名的
十和三十六毫无天文依据
纯属虚构的讹传
彝族不崇拜虎不属虎图腾
为了将他的意见表达得清楚一些，我们于此引述他书中写得较为精彩的文字如下：
太阳历的作者声称，“通过对大量的彝族文献的研究，证实了这种说法（指十月太阳历）在彝族古代即已存在”。请问：太阳历论者研究过哪部彝族文献？哪部彝族文献的哪页记载了十月太阳历呢？能举出半个字吗？太阳历论者所发表的文章和书中没有引用过半个字。正因为太阳历不懂彝文文献，也没有研究过，才轻信太阳历的存在，闹出连篇累牍地发表十月历奇文的笑话。十月太阳历的奇文——奇就奇在用自己的想象和道听途说，模仿其他民族的历法，替古代彝族创造了十月太阳历。太阳历论者已发表的谈论彝族历法（指十月太阳历）的文章，没有引用（因为彝文文献里没有什么十月历）一句彝文历史文献中的话就是证明。
如果说十月历先进、有价值的话，请莫说是彝族先民的，*好还是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地说十月历是现代学者的发明创造。因为彝族先民确实没有为他的后代留下十月历。十月历这个光荣，不应当归古代彝人，而应当归现代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发明者。在他的笔下，可以看出有一大批专门造假的人。造假首先是从1934年中国西部科学院以俞德浚、常隆庆、施怀仁等十二人的考察团的调查报告开始的。为了不给人以打击面过宽的印象，他还将这批造假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是象俞德浚这批人，这些是十恶不赦的首犯，另一批则是造假的从犯，用他的话说是“一字不漏的照抄”。即使是犯照抄的罪名也不小，因为象江应梁等这批民族学家是以民族调研著称的，竟然被他“发现”照抄了别人造假的东西而作为自己的发现。在他的笔下，我们也成为造假的人。在这里我们郑重声明，我们没有造假。多余的话我想已经不值得多说了。
3.彝族十月太阳历的深入发掘和研究
刘尧汉教授曾经说过：“我鸣而不争。”意思是说，只发表新的观点和新的结论，不与别人作过多的纠缠和争论。我们与刘尧汉持相同的态度。故对那些歪曲和挖苦言论一直没有作过答复。这里作些解释还只是**次。当然，我们在此作些解释并不是要算历史的旧帐，只是想告诉广大读者和青年科技工作者，在从事发现、发明的科研道路上是多么艰难，不要期望总是那么一帆风顺。遇到艰难和阻力会更加磨砺人的意志，受到一些批评甚至否定，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事实胜于雄辩。新的发明、发现终将随着历史的发展推向深入和成熟。彝族十月历的发现和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必须指出，有人借1982年《民族学报》上文章中的一句话，经过歪曲后大加挞伐，正反映出他心理上的弱势。从事过研究工作的人谁都能分清彝族文献和彝文文献的区别。无需说明，几乎所有的读者都能懂得，凡是记载、反映与彝族有关的文献、文物，都可称为彝族文献，它与何种表述文字无关。将彝族文献歪曲为彝文文献大加挞伐，并不能反映出他有多么高明。
当然，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不懂彝文，但这并不能说明不懂彝文的人就不能对彝族文化进行研究。这些人对彝族文明认知的缺陷就在于此。他在书中所使用的文字反映出他的狭隘和傲慢：似乎只有像他这样懂得彝文的黑彝，才有发言权，他人没有权利说三道四。他的书中充满了不顾事实的指责，如说我们没有引用过半个字彝文文献。但事实上，《彝族天文学史》中就有许多地方引用过前人翻译的《西南彝志》、（《文丛刻》和《宇宙人文论》中的原文，这些人却视而不见。
他们对彝族太阳历的否定却做了一件大好事，起到了与他期望的相反作用。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彝族群众将与天文星占有关的老彝文书当作四旧珍藏起来不敢示人。这正是《彝族天文学史》收集不到直接记载十月历彝文文献的原因。文化大革命结束，科学的春天来临，由彝老们珍藏的古彝文被当作民族珍贵遗产加以研究，记载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彝文文献不断被人们发掘出来，加以翻译和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凉山州和云南宁蒗县分别成立了以马拉呷和彭祥兴为首的彝族天文历法调查小组，他们的调查报告都一致肯定彝族有十月历。近代在边远地区还使用过十月历。西昌朱玉宾翻译并发表了专门记载十月太阳历的《日月星辰书》。人们并将收集到的记载十月历的彝文文献放在凉山博物馆中展出。
到现在为止，我们所介绍的彝族十月历还没有离开过凉山地区。事实上，云南除小凉山以外，云南南部和东部也都有彝族十月历的文献。红河州民族研究所师有福从弥勒县法果哨杨家福处收集到一份记载彝族十月历的文献，他与童家昌等合作翻译成汉文，定名为《滇彝天文》。书中记载了彝族先民戈施蛮创始十月历的过程。文中记载了立杆测影、水珠测影和北斗指向等多种不同的确定十月历季节的方法。他们又从巡检司镇麦塘村找到了杨罗伯《十月兽历》的抄本。按《十月兽历》记载，这种历法是建立在雌雄造化万物的观念之上的，整个宇宙被看成是由清浊二气不断运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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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大发现 作者简介

陈久金，1939年生于江苏金坛。196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1991-1997年任该所副所长。2000-2004年任中国科技史学会副理事长。出版天文史专著《彝族天文学史》、《回回天文学史研究》、《西周金文历谱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等二十余部。其中《彝族天文学史》获中国科学院1989年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西周金文历谱研究》获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奖，《星象解码》获台湾吴大猷第三届科普佳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