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銮殿·绿头签 目录

金銮殿·绿头签 内容简介

这是一个家族跨越百年的史话。
故事自清朝道光二年（1822年）一名叫马绳武的小少爷降生于安徽怀宁马家松园讲起，讲述了马绳武、马庆麒、马延鸿、马含芳四代人的风雨人生；并通过他们及其家人负气离乡、高中翰林、金殿抽签为官断案、叔嫂铸钱资助革命党人等特殊而传奇的故事，展示了近代中国所经历的一段段纷乱复杂的历史事件，使一位位近现代历史名人如李鸿章、袁世凯、赛金花、陈独秀、詹天佑、张恨水、林徽音等活灵活现的走近了读者。
书中举凡家世祖荫、皇朝气象、官场幕府、婚丧庆吊、年节风光、亲朋往来、市井风俗、旧京餐饮等均有详尽叙述。全书背景宏阔、描写细腻，犹如一部视角独特的中国近代史百科大览。作者出身豪门，人丈造诣深厚。书中诸多历史名人多为他从小耳熟能详的亲朋故交；所描写的旧京民俗等多为其亲身经历，故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具有社会学（人类学）意义上的资料文本。尤其是具有民俗学、丈化人类学和心灵变迁这方面的价值。

金銮殿·绿头签 节选

**回寒士离乡觅生路金榜题名点翰林：
清道光二年（1822年）。阳春三月，莺飞草长。安徽怀宁（今安徽省安庆市）马家松园的马家大院前，人们奔走相告：马家喜添三房了！
这一年，按旧时说法是天现异象。先是黄岩雨菽，天降稻粱；后是六月十一日大埔南门外失火，火势炎炎，延烧两昼夜；又有蓬莱蜃景如洋楼，绵延三里余，蔚为奇观。以一人之降生，伴随如许奇异天象，一时马家上下方圆邻舍谀声纷起，道是此子日后必大富贵云云。
一年之后，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马家大院张灯结彩，仆妇家人把一座大厅打扮得花团锦簇，桌围椅披也都换成了大红色。原来这一天是小少爷“抓周”的日子，所有的亲戚本家都要来和孩子见见面，以示庆贺。
满周岁行“抓周”礼的风俗，在民间流传已久。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育子》载：“其家罗列锦席于中堂，烧香秉烛，金银七宝玩具、文房书籍、道释经卷、秤尺刀剪、升斗戥子、彩缎花朵、官楮钱陌、女工针线、应用物件、并儿戏物，却置得周小儿于中座，观其先拈者何物，以为佳谶。”宋时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育子》谓此为“小孩之盛礼”。
文献上有关“抓周”的记载，*早见于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愚智，名之为‘试儿’。”不少著述在论及抓周习俗的历史时，都称此民俗至少在南北朝时已普遍流行于江南地区，至隋唐时逐渐普及全国。
有人将“抓周”的起源时间推前至三国时代。相传，三国时吴主孙权称帝未久，太子孙登得病而亡，孙权只能在其他儿子中选太子。有个叫景养的西湖布衣求见孙权，进言说立嗣传位乃千秋万代的大业，不仅要看皇子是否贤德，而且要看皇孙的天赋，并称他有试别皇孙贤愚的办法。孙权遂命景养试之。是日诸皇子各自将儿子抱进宫来，只见景养端出一个满置珠贝、象牙、犀角等物的盘子，让小皇孙们任意抓取。众小儿或抓翡翠，或取犀角。惟有孙和之子孙皓，一手抓过简册，一手抓过绶带。孙权大喜，遂册立孙和为太子。然而，其他皇子不服，各自交结大臣，明争暗斗，终迫使孙权废黜孙皓，又立孙亮为嗣。孙权死后，孙亮仅在位七年，便被政变推翻，改由孙休为帝。孙休死后，大臣们均希望推戴一位年纪稍长的皇子为帝，恰好选中了年过二十的孙皓。这时一些老臣回想起先前景养采用的选嗣方式，不由啧啧称奇。其后，许多人也用类似的方法来考校儿孙的未来，由此形成了流布江南的“试儿”习俗。
还有人认为，“试儿”习俗的源头可以溯及先秦，并认为这种民俗是楚人崇神信巫文化的产物。据《左传·昭公七三年》记载，楚共王无嫡子，想在五个受宠爱的庶子中选嗣，乃遍祭名山大川，祈日：“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又以一块玉璧遍示名山大川，日：“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然后将此璧秘密埋在祖庙的庭院里，让五庶子依长幼次第进庙拜跪祖先，谁若正好压在埋玉璧的位置上，谁就是神灵所确立的王嗣。年龄*小的楚平王被抱进祖庙后，两次下拜，均压在了玉璧的璧纽上。但楚共王*终把下跪时两足各跨玉璧一边的长子（即楚康王）立为太子。大臣斗韦龟甚有感慨，以为此举违背了天命，故嘱托其子于平王，其后平王果然在楚国内争中坐上了王位。这是一段载于史传的故事，但与孙权选嗣的传说十分相似，也可看做是“试儿”之俗的滥觞。像这种用抓周式迷信以预测判定小儿终身的巫术，理所当然地为崇尚质朴、重视教育的中原儒家文化所不取，这也正是“试儿”术长时期只能在南方地区传承而不能流向北方的重要原因。颜之推以批评口吻叙及此俗，亦是这个缘故。
“抓周”的习俗渊深源远，到了有清一季，民间仍然盛行这种小儿“抓周”礼。虽然，小儿周岁并不搭棚办酒席，也不下帖请客，但凡近亲们都不约而同地循例往贺，聚会一番。一般不送大礼（如贺幛、金银首饰）仅是给小孩买些糕点食物或玩具。另外，在习惯上，凡与小孩初见的长辈们，都用一挂白线，拴上钱币，给小儿套在脖子上，谓之“挂线”（此礼平时也适用）。
“抓周”的仪式一般都在吃中午那顿“长寿面”之前进行。讲究一些的富户都要在床（炕）前陈设大案，上摆：印章、儒释道三教的经书、笔、墨、纸、砚、算盘、钱币、账册、首饰、花朵、胭脂、吃食、玩具，如是女孩“抓周”还要加摆：铲子、勺子等炊具，剪子、尺子等缝纫用具，绣线、花样子等刺绣用具等等。一般人家，限于经济条件，多予简化，仅用一铜茶盘，内放私塾启蒙课本《三字经》或《千字文》一本、毛笔一支、算盘一个、烧饼油果一套。女孩加摆：铲子、剪子、尺子各一把。由大人将小孩抱来，令其端坐，不予任何诱导，任其挑选，视其先抓何物，后抓何物。以此来测卜其志趣、前途和将要从事的职业。
如果小孩先抓了印章，则谓长大以后，必乘天恩祖德，官运亨通；如果先抓了文具，则谓长大以后好学，必有一笔锦绣文章，终能三元及第；如是先抓算盘，则谓将来长大善于理财，必成陶朱事业。如是女孩先抓剪、尺之类的缝纫用具或铲子、勺子之类的炊事用具，则谓长大善于料理家务。反之，小孩先抓了吃食、玩具，也不能当场就斥之为“好吃”、“贪玩”，也要被说成“孩子长大之后，必有口道福儿，善于‘及时行乐”。总之，长辈们对小孩的前途寄予厚望，在一周岁之际，对小孩祝愿一番而已。
马家在怀宁是望族，“抓周”大事自是办得气派热闹。辰时刚过，一群仆妇丫环簇拥着一个奶妈出堂，奶妈怀里抱着一个周岁的男婴。众人纷纷拥上前去观看，只见这男孩生得方面大耳，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一双眼睛，亮如点漆。真是一副好相貌！大伙纷纷称赞：好一个富态的小公子！
这时，大厅正中已经摆好了一张大八仙桌，桌上随意散放着文房四宝、琴棋书画、刀剑尺杖、金银器物、珠宝玉饰，还有一些脂粉盒等物件。只听家主人一声吩咐，奶妈就把小少爷放到铺着红毡的桌子上，听任孩子自己去抓东西。说也奇怪，桌上那么多五光十色的珠宝饰物都未打动他，小少爷小手一伸，一把就抓着了那本《论语》。众人一见，大惊亦复大喜，立时就有人高声说道：“啊！果然是书香门第，代有传人啊！小少爷将来一定是功名中人了！”
马家为这位小少爷取名“绳武”，表字“松圃”。二十一年后，马绳武果然高中进士，功成名就，后来又仕途得意，官至一品。他就是怀宁福寿堂马氏三房的**代，笔者马含芳的曾祖父。
原来马氏一族相传乃汉代伏波将军马援之后，世居安徽怀宁，为邑内望族。马家松园坐拥青山幽谷，面临小桥流水，是个风景异常秀丽的地方。马绳武生长于这青山绿水之间，钟山水之灵秀，蕴物华之精气，对这山川秀美的家乡更是多了几分爱恋。然而成年之后，马绳武耳闻目睹世事纷扰、物欲横流，便感到了人事诡谲、兄弟相煎的不堪与残酷。原来怀宁马氏世代相传，清代家谱定了“永、世、忠、孝、家、庆、延、芳、宏、文、正、启、先、德、崇、光”这十六字的排名，到马绳武这一代已是第五代“家”字辈。弟兄五人另有一妹，马绳武居三（故后来称为“老三房”）。其时兄长们为争夺家产，多有龃龉。马绳武与妹妹家秋挨肩，自幼体贴关爱。父母故去后，因时遭兄嫂欺凌，两人更是相依为命。父母在日，因未相妥合适的姑娘，尚未给马绳武定亲，而小妹已许本县朱翰林之子。朱翰林在京为官，小妹服满之后，即被男家接去京城完婚。小妹一去，两兄嫂如同拔去了一颗眼中钉，但对马绳武却是骨肉隔离，难舍难分，顿生牺惶孤苦之感。
揖别小妹，孤苦无依的马绳武日日面对兄嫂的讥眉冷眼，苦闷无绪中愈加发愤读书。总算十年寒窗不负，终于有了出头之日。绳武乡试中举，两兄嫂从此不再敢明目张胆地欺侮，但平日里依然暗中为难他，这使马绳武一日也难以忍受下去。按理，马绳武本应翌年春天赴南京会试，但当时拔举制度有规定，皖省举子如与北京亲人同住，也可出举呈报在京参加会试。绳武不由心想，自己何不早日启程去妹妹家，请妹夫朱翰林相助，也好躲开兄嫂煎迫之苦。是年秋，一个明月之夜，绳武自己收拾了御寒之衣，把书籍和银两全打在一个土黄布包袱里。少年绳武望空一揖，遥拜父母，遂不辞而别，独自一人离家出走。不一日到了省会安庆，绳武避开亲戚家，先投一同窗好友处，托他把身边带的银两兑换成银票。小作停留后，绳武告别同窗，北上京师。
这文弱书生历尽辛苦来到京城，想到自己一路风尘，形容憔悴，不便登新亲之门，绳武乃借宿旅店。原意稍事休息之后即去探亲，不料风寒发作，病倒在旅店中。店主问知是朱翰林家贵客，忙去报知。朱府即派少爷朱崇立带人轿把昏迷中的马绳武接回，直入客房。待男仆退去后，朱老夫人带着少夫人即来看视。家秋见胞兄病成这样，想到自己远嫁时对三哥的牵肠挂肚，不由默默地垂泪。身在婆家，且有许多丫环仆妇在旁，又当着婆母，少夫人虽知不能太失态，但还是情不自禁地哭泣起来。朱老夫人心善，平时待儿媳如己出，眼见他们兄妹手足一别多年，竟是如此情景下相见，不由也跟着垂泪唏嘘起来。少顷，朱老夫人泪眼渐收，即忙安慰儿媳几句，并吩咐下人速去为绳武延医问药。这样，绳武在胞妹一家的悉心照料之下，经二十余日，病情渐去，又调养十余日，身体完全复元。
这时已近岁末，马绳武不想过多打扰亲家，欲迁往安徽会馆居读，等待来年的会试。
说到会馆，这是北京特有的人文景观。北京的会馆历史悠久，*远可上溯到明朝，数量众多，*多时达四百座左右。不仅如此，北京的会馆还与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紧密相联。这其中比较突出的要数坐落在今琉璃厂以西后孙公园胡同中的北京安徽会馆。不过，这还不是马绳武欲从朱家搬出迁往居住的那所著名的会馆。因为那个时候真正的安徽会馆尚未兴建。
北京安徽会馆在北京众多的会馆中虽然建成时间较晚，但是在建筑规模等方面堪称京城各省省馆之冠。
安徽会馆修建以前，在北京只建有安徽一些府、州、县的会馆，而没有安徽省全省的大型会馆。当时这些府、州、县的会馆规模较狭小，遇有大型集会，就要借用他省之会馆，十分不便。清朝末年，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安徽籍人以军功或科举考试得富贵、功名者甚多，他们迫切需要一所大型会馆作为安徽籍人在京活动的场所。同治五年（1866年），由安徽籍京官吴廷栋、鲍源深等人发起倡议集资，要在京城修建一所安徽省全省的大型会馆，即北京安徽会馆。他们的倡议当即得到安徽籍京官和淮军诸将领的积极响应，并且还得到了当时的湖广总督李鸿章的支持。同治七年（1868年）以李鸿章为首的安徽籍官员和准军将领纷纷解囊捐款，不久即捐银三万三千三百五十两，洋钱三百一十八元。同治八年（1869年）二月北京安徽会馆开始修建，到同治十年1871年）八月完成。建成不久又进行了两次扩建，占地九千多平方米，这在当时京城众多会馆中是规模*大的。光绪十五年（1889年）北京安徽会馆因西邻泉郡会馆燃放鞭炮导致失火，损失惨重，大部分房屋建筑毁于火中。为重修北京安徽会馆，李鸿章再次倡导捐款，准军诸统领与各省府州县的安徽籍官员亦纷纷捐款。重修后的北京安徽会馆较之以前更加规模宏大。北京安徽会馆从修建到扩建直至失火重修一直得到了李鸿章的大力支持，他不仅为北京安徽会馆多次捐款，而且在会馆落成时欣然提笔，写下《新建北京安徽会馆记》，会馆重修时又写有《重修北京安徽会馆碑记》。
北京安徽会馆重建后，楼台亭阁、雕梁画栋无不显出富丽堂皇、气宇轩昂之势，在京城会馆中堪称一绝。整个建筑分中、东、西三路，各路皆为四进共九个套院。各路庭院间以夹道相隔。会馆*北部为一座大花园，花园中有假山、亭、阁、廊榭、池塘、小桥等。中路为聚会、议事、祭祀的场所，主体建筑为文聚堂和戏楼。东路为乡贤祠，有思敬堂、奎光阁，东夹道设习射的箭亭。西路为接待居住用房，是北京城区罕有的园林式建筑，馆内建筑设计独具匠心，与南方苏杭一带的园林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建筑上独具特色。
在北京安徽会馆的建筑中，戏楼是中路规模*大的建筑。据记载，安徽会馆戏楼南北向，戏台在南面，后接扮戏房，其余三面为楼座。建筑采取双卷勾连之悬山式屋顶，东西两侧各展出三米重檐，形似歇山。北京安徽会馆的戏楼与正乙祠、湖广会馆、阳平会馆的戏楼被合称为“四大戏楼”，蜚声京城。清末徽班进京，三庆、四喜等四大徽班在京都立足，曾借住北京安徽会馆。同治、光绪年间，著名的徽班三庆班及名角程长庚、刘赶三等常在此演出。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鑫培也曾在此登台献艺。
北京的会馆兴起于明清两朝，是有历史原因的。自明永乐十二年（1415年），明清两朝的科举考试地点都设在北京。每逢大比，全国各地的举子云集京城，再加上仆人等，人数甚多，食宿非常困难。发榜后，那些没有考中进士的，有钱的可以回原籍，三年之后再回来争鳌夺桂，而无钱或路远的举子只好留京寄宿，刻苦攻读，以便三年后再次应试。这些外乡举子在京举目无亲，除受京都各小客店的高价剥削外，还要受社会上地痞流氓的恶气。这种举人落魄的情景引起了已经考中进士、身为朝中官员同乡的同情。于是这些在京同乡们集资，买地置房，以供同乡举子住宿，使名落孙山的举子在京有个学习的机会，以便三年后再决雌雄。明清两朝，在京进行了二百多科考试，每科一个状元，取中进士五万一千六百二十四人，这些状元和进士大都居住于会馆。如果某个会馆中有人考中状元，这个会馆便倍加显贵，会馆大门前的匾额则由新科状元题写和捐赠，以显示本乡科甲读书风气之盛，其目的就是炫耀本乡本馆，以光宗耀祖。在京诸省多以馆匾多少为荣，一旦这些进士进入高贵阶层，他们也不会忘记本乡会馆对他们昔日的情谊和帮助，必对会馆给予厚报。这些会馆大多是各省为解决应试举子在京食宿问题而建的“试馆”，还有一些是各省工商业者为维护自身的利益，由或协调工商业务、或相互联络感情、或应付同行竞争、或排除异己等原因，为经常集会、议事方便而建的“行馆”。
北京安徽会馆建成后的用途却与京城其他会馆不尽相同，它既不是“试馆”，也不是“行馆”，而是专供安徽籍的准军将领、达官贵人在京活动的场所，这在北京会馆中是颇具特色的。据称，李鸿章等曾在此频繁集会，并接待外国使臣，北京安徽会馆又成为安徽籍京官在京活动的重要政治场所。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安徽会馆还与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息息相关。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不达之后，就“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陈炽以为“办事有先后，当以报先通其耳目，而后可举会”。于是在设会之初，先行办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国近代史上维新派的**张报纸——《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在北京安徽会馆创办。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安徽会馆内还创立了早期组织——强学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维新派的**个政治团体。当时众多维新派的仁人志士云集于北京安徽会馆内集会演讲，共商国事，北京安徽会馆也就成为戊戌变法的策源地之一。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北京安徽会馆被德国侵略军占领，德军在此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 937年日军侵华，北京安徽会馆又落入日寇之手。其后会馆主要建筑又毁于失火。如今会馆现存建筑大部分改为民居，仅戏楼仍保存完好。
当时，马绳武怕给朱家添麻烦，意欲迁往安徽会馆居住，朱翰林及夫人执意不允，说是因为会试在即，要马绳武与妹夫朱崇立一同在书房攻读。书房里已备好各科会试的“闱墨”（科举制度时，自明以来，乡试、会试后，主考挑选试卷中文字符合程式的，编刻成书，明称“小录”，清称“闱墨”）、史论的“御批通鉴辑鉴”和各道策等有关考试的范本，供他们观摩仿效，并由朱翰林亲自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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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銮殿·绿头签 作者简介

马含芳，1920年生人，祖籍安徽怀宁，乃清末洋务大臣马庆麟(字筱圃)之嫡孙。幼时师从张恨水、林徽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