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 目录

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 内容简介

本书命名为《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分为四卷，分别题为《心灵净土》、《情系教育》、《脚踏大地》和《搅动灵魂》。这显然是要呈现退休以后*近这两年多的我的精神结构和生命存在状态。——作者在即将出版的《我的精神自传》里，曾经说过：我的所有文章，“对外部世界历史和现实的追问，都*后归结为对自我内心世界的逼视，对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也许是因为退休，人在边缘，也就有更多的时间与更大的空间，来审视自己，调整与完善自己。
回顾自己的一生，*大的幸运就是在七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能够回到燕园，直接受到承接了“五四”传统的一代学人的精神熏陶与学术训练。
本书为钱理群的心灵的历程，共分四卷，分为：心灵净土、情系教育、脚踏大地、搅动灵魂。

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 节选

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林庚先生对我的影响
一、游学于“三巨头”之间
回顾自己的一生，*大的幸运就是在七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能够回到燕园，直接受到承接了“五四”传统的一代学人的精神熏陶与学术训练。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谈到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的北大中文系，“拥有一大批真正是一流的教授，他们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都有不同的追求，而且把这样的追求，发展到极端，形成极其鲜明的个性，他们之间既相同又不同，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形成了兼容并包的格局。在这个格局中，每一个教授都是偏执的（既有明显的长处和特色，同时也有明显的偏颇与不足），但由于他们的相互制约，即从整体上保证不会将某种倾向发展到极端，从而达到较为合理的学术生态乎衡”。“这正是*有利于学生的健全发展的。他们可以从有着不同的追求与风格的教授那里，各有所取，又各有所不取，他们与每一个教授的关系，都是既受其影响，同时有保持独立的批评态度。当然，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每一个学生和教授的关系，也会出现不平衡状态：学生会根据自己的气质、性格、爱好、知识结构、自我设计与选择，对和自己有着更多共鸣处的教授产生更大的亲和力，受到某位教授的更大影响，这自然会产生某种特殊的崇敬感，但他也会受到其他教授的影响，并从其他教授的不同追求中，看到这位教授的某些不足，这就会有效地保证不会将崇敬发展为盲目崇拜。这样就既可享受追随自己心仪的教授的‘从游’之乐，又能够保持自我精神与学术的相对独立性，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就能够达到‘亦师亦友’的境界。我和我的同代学者之所以得到较为健康的发展，可以说全仰赖于这样的学术传统与环境”（《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
我在说这番话时，心中想到的，就是文学专业的“三巨头”：吴组缃先生、林庚先生与王瑶先生。他们之间是那样的相通——不仅私交很好，而且都同是“五四”精神的传人，有一种内在的心灵的契合。但他们的精神气质，为人处世的方式，以及学术的追求，以至治学方法，又是那样的不同：都是不可重复的活生生的“这一个”。有幸作为他们的学生，我从内心对他们怀有同样的崇敬之情，但彼此的关系与所受影响，却又不同。王瑶先生是我的导师，毕业留校后又长期担任他的助手，交往自是十分密切，先生作为一个“鲁迅式”的知识分子与学人，其精神与治学态度、方法对我的影响，也非常明显，我曾写有《从麻木中挤出的回忆》等多篇文章。因为我的大嫂是吴组缃先生的老学生，我和吴先生也就有了更多的私人的家庭式的交往，吴先生的“敢说真话”和学术、创作上的“务去陈言滥调，绝不人云亦云，无论如何要有自己的东西，言他人所不能言，写他人所不能写”的独立创造精神，一直是我追求的目标。这些在我所写的《吴组缃“时代小说”序》及一篇未发表的悼念文章中都有所论及。
唯独林庚先生，我个人和他接触并不多，也从不写像写王先生、吴先生那样的文章；却不断地鼓励我的年轻朋友与学生去接近他——我曾经建议郭小聪写研究林先生诗歌理论的学术论文；介绍我的学生谢茂松去拍摄有关林先生的录像片；我的*年轻的学生张慧文则在我的指导下，作过关于“林庚与北京城”的研究，她写的读书笔记至今我还保留着。我总是这样对他（她）们说，不了解林庚，你们对北大及中文系的精神传统和学术传统的理解就是片面的，作为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你们会感到终生遗憾。而学生们一旦直接、间接地接触了林先生，就都毫无例外地为先生的风采和智慧所倾倒，在我面前讲个不停，而我总是默默地听着，发出会心的微笑……
我愿意就这样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远望林庚先生。这里其实是存在着一种颇为微妙的心理的：我自知自己在精神上和林庚先生的亲近，我早就在心中将他圣洁化了，或许保持这样一种欣赏、赞叹而不过于密切的关系，从而获得一种自然而松弛的感觉，是更美好的。
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
二、诗化学术的魅力
我赞叹的是林庚先生的身上诗人与学者的统一，我欣赏的是林庚先生将诗学术化和学术诗化所达到的人生境界、诗歌境界与学术境界。林先生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他的《天问》研究就足以显示他的考证的功力。但更让我动心的，却是他的学术研究中表现出的感悟力、直觉判断力和想象力。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学术研究也可以分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流派，林庚先生就是“浪漫主义学派”的代表。
我曾经饶有兴趣地注意到王瑶先生写的《评林庚著（中国文学史）》（文收《王瑶文集》第二卷）中的批评意见：在王先生看来，“这一部《中国文学史》不仅是著作，同时也可以说是创作”，“贯彻在这本书的整个精神和观点，都可以说是‘诗’的，而不是‘史’的”，其主要理由就是全书出于“沟通新旧文学的愿望”，贯穿了“反映着五四那时代”的“生机的”历史观，“作者用他的观点处理了全部文学史，或者说用文学史来注释了他自己的文艺观”。因此王先生举了许多例子批评作者“由自己的主观左右着材料的去取”。这大概就是过去通常所说的“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之争吧；用今天人们习惯的语言来说，就是所谓“主观”与“客观”之争。
如果去掉学术批评与论争中必然有的“主观”色彩，“客观”地看两位先生的文学史观、研究方法和实践，作为学生辈，我是分明地感到先生们的研究既有相通的方面，更有明显的不同，而又都各具特色，各有魅力，又多少有些不足，正可以相互补充。因此，如何*大限度地学习、吸收两位先生的长处，又警惕可能存在的偏颇，就成为我在学术研究中经常考虑的问题。但吸取什么，怎样吸取，又和个人的精神气质直接相关；我因此而折服于王先生治学中的历史感，同时又对林先生的诗化学术有着情不自禁的向往。
三、“诗的本质就是发现”
而*让我醉心，并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的，是林庚先生*后一次讲课所提出的文学观与学术观。大概是1985年，当时的系主任严家炎老师让我参与全系性的“学术讲坛”的组织工作，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约请已经退休的林庚先生作演讲。林先生非常重视这次重上讲堂的机会，足足准备了一个月，反复斟酌讲稿，讲题都换了好几次。上课时，先生衣着整洁大方，神采奕奕，一站在那里，就把学生震住了。先生开口就问：“什么是诗？”然后，随口举出几首唐诗，逐字逐句赏析，先生讲得有声有色，学生听得如痴如醉。先生这才缓缓点出这堂课的主旨：“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此语一出，所有的学生顿有所悟，全都陷入了沉思。而先生一回到家里，就病倒了。我这才明白，这是林庚先生的“天鹅绝唱”，他把自己一生写诗、治学、做人的经验、生命的追求，都凝结在这句话里了。也正是林先生的这句话，照亮了我的人生道路与治学之路。
以后，我几乎每一次向研究生、大学生和中学生讲课，都要反复地申说林先生的这一观点：“这里所说的‘婴儿状态’，就是要保持婴儿那样**次看世界的新奇感，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态去观察、倾听、阅读、思考从而产生不断有新发现的渴望与冲动”；这里的关键词是“好奇”与“发现”。“只有有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才会产生学习、探索的热情和冲动，这正是一切创造性的学习、研究与劳动的原动力”；“发现”则“包含了文学艺术、学术研究、科学、教育与学习，以至人生的秘密与真谛”。
我还这样对年轻人说：“如果你每天都这样像婴儿一样重新看一切，你就会有古人所说的‘苟人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感觉，也就是进入了生命的新生状态。长期保持下去，也就有了一颗人们所说的赤子之心。人类*具有创造性的大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诗人、学者，其实都是一些赤子，永远的赤子。北大‘大’在哪里？就因为有一批‘大学者’。这些学者‘大’在哪里？就因为他们始终保持‘小孩子’般的纯真、无邪，好奇心与新鲜感，因而具有无穷的创造力，这就是沈从文所说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与南师附中同学谈心》）。这些话在不同层次的青年学生——从中学生到研究生中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实我所做的，不过是在向年青一代宣扬林庚先生的精神与思想，林庚先生的基本创作经验和治学经验。
四、我们幸而有这一盏灯
而这正显示了林庚先生对我们中文系，对北大，以至对当下中国文学界、学术界、教育界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逐渐消失，因而弥足珍贵的传统。这生命是如样的纯净而从容，又是如样的永远充满创造的活力，幸而我们还有他，不然，我们就太可怜，太可悲了。每当我陷入浮躁，陷入沮丧、颓废、绝望时，想起了燕南园那间小屋里的那盏灯，我的心就平静下来，充盈起来，有了温馨与安宁，有了奋进的力量。
是的，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
2004年12月10日急就
学术研究的清醒与坚守——在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上的发言，并以此纪念王瑶先生诞辰九十周年
去年是唐弢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我们举行了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评奖活动，今年召开了李何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学术讨论会，现在又在筹备纪念王瑶先生九十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机会，来回顾我们这个学科的前辈所开创的学术传统，这对我们今天继续探寻学科发展的道路，无疑是有着启示意义的。
一、学术根底：知识结构与精神境界
今年，也正逢我们学会的刊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00期纪念，我受编辑部同人的委托，写了一篇回顾《我们所走过的道路》的文章，重读当年的文献与论著，自有许多感触。其中特别引起我注意与思考的，是王瑶先生和其他几位前辈，李何林先生、唐弢先生、田仲济先生、贾植芳先生、钱谷融先生……在“文革”结束以后的学科重建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些前辈学此，我这里所说，都不免是理想主义的空谈。但我总觉得，我们这个学科，既然前辈学者为我们开创了如此丰厚的学术资源、精神资源与传统，作为后来者就没有理由不吸取这样的资源，不继承与发展这样的传统，这几乎是我们应尽的历史责任。
二、学术理念
以上所说，或许有点大而空，下面就具体地来讨论：王瑶先生在上一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是如何发挥他的学科带头人的作用的，因而为我们留下了怎样的学术与精神遗产。据我这次重读他当年的讲话与论著的感受，他主要抓住了三个环节。
首先是建立学科的基本理念。这方面，他又抓住了两条。一是“现代文学史”的性质和特点，即“学科的质的规定性”。他在1980年学会**次年会即包头会议上的报告《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随想》上，即明确指出：“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是以文学领域的历史发展为对象的学科”。——在我看来，这应该是我们这门学科性质的经典定义，王瑶先生这篇报告也应该成为学科发展史的一个纲领性的经典文献。樊骏先生曾经说过，新时期我们学科的许多重要发展，都是由此而引发的，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这次会议所要讨论的学风问题、史料问题，也是与这样的性质确定直接相关的。而我们今天来检讨学科发展的种种不足，对学科性质理解上的混乱，自觉不自觉的背离，恐怕也是带有根本性的。
王瑶先生所关注的第二个基本理念问题，是“现代文学”的性质。他在1983年所写的《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回顾与现状》一文中，充分肯定了“文学现代化”的概念，并作了这样的阐释：“它包含了文学观念的现代化，作品思想内容的现代化，作家艺术思维、感受方式的现代化，作品表现形式、手段的现代化，以及文学语言的现代化等多方面的意义，并且把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倾向与艺术表现、形式统一为一个有机整体”。应该说“文学现代化”概念的提出，是代表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这个学科对现代文学的性质认识的时代水平的，它所带来的八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与开拓也是明显的。九十年代以来，这一概念又有了新的发展，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这在学科发展中都是正常的，并且是更加凸显了“现代文学性质”问题的重要性。当下学术界的许多争论都与这一性质问题有关，而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深化，也必然会引发学科新的开拓与发展。
三、学术阵地与队伍
这些基本理念之外，王瑶先生又以他所特有的学术战略眼光，紧紧抓住了学术阵地与队伍这两个重大环节。他和其他老一代学者与中年学者一起创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亲任会长与主编，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研究现代文学的人都知道，文学社团与文学刊物在现代文学的生产与流通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而学术团体与学术刊物也正是现代学术组织工作的关键性环节。王瑶先生在无论怎样艰难的条件下，都始终坚守学会与刊物这两个基本阵地，他后来用“蹒跚十年”来形容他所领导下的《丛刊》（也包括学会）所走过的道路，这不仅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而且也显示了我们在下面还要强调的学术坚守精神，并由此形成了我们学会与刊物良好的会风与刊风，这都是王瑶先生所代表的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王瑶先生一直关心着我们这支研究队伍的建设，对年青一代的培养，更是不遗余力。我们这一代学者大概都不会忘记1985年在万寿寺现代文学馆旧址召开的**届创新座谈会，那次会议，对我们的成长，以及后来整个学科的发展，都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而这次会议就是王瑶先生与当时学会的领导人所倡导和主持的。王瑶先生抱病出席了开幕式，并且作了语重心长的讲话，他指出：“现代文学的研究队伍和我们学科一样，也是相对年轻的。当然，就年龄构成来说，也仍然可以分为老、中、青三种人。由于经历、素养等方面的差别，这三种人是各有长处和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的。在研究工作中，应该充分发挥各自不同的优势和避免自己的弱点，在学科建设方面发挥不同的作用。这些年来，我们研究队伍中这三种人总的说来，是比较团结，协调得比较好的，这也是我们研究工作进展比较顺利的一个原因。我们应该珍惜这种团结、协调的局面”。他更为强调的是，“近年来我们已经涌现出了许多有才华的青年研究工作者，他们思想活跃，富有时代敏感，勇于接受新鲜事物和打破旧的框框。因此充分发挥他们的优点和潜力，对于这门学科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时隔二十年，我们今天重温这番讲话，仍感到十分亲切，仿佛再次亲聆：讲话所强调的“老、中、青三代人的团结、协调”与“重视学术后备力量的培养”的原则，依然应该是我们今天进行学科队伍建设的指导方针。
……

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 作者简介

钱理群，1939年3月生于重庆，祖籍杭州。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1年获北京大学现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留校任教，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今年关注中小学教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