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周恩来 目录

大智周恩来 内容简介

周恩来堪称20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伟大的人物之一，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能够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而且应付裕如。他是斗士，又是调和者；是君子，又是大丈夫。鸽的平和与鹰的机警、水的柔情与火的炽烈，这些极为不同的双重品质潜藏在他的体内。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周恩来一直处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才干、品德和灵活自如的政治智慧使他成为人们心中的丰碑！在担任共和国总理的26年间，他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治国主张，其影响将会在中国长久地延续下去。

大智周恩来 节选

人生篇
“鸽性”与“鹰性”的完美统一
大凡是伟人，都有多侧面的性格结构。如果说毛泽东的性格表现为“虎气”和“猴气”的叠现，那么周恩来的性格则表现为“鸽性”与“鹰性”的统一。
周恩来一生将中国传统儒士的温文尔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激越情怀集于一身，既是斗士，又是调和者；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多变；既关注目标，又清醒实务。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和恰如其分的温和迷住了任何一个见他的人，但同时他又是尖锐严厉甚至是冷酷无情的。日本学者梨本佑平在所著《周恩来》中，认为“鹰和鸽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潜伏在他的体内”。
周恩来多侧面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家庭的影响。他自己曾经回忆说：“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含有她的这一部分。”文静与爽朗只是周恩来诸多对立性格因子中的一对，或者说只是他性格结构的基本色调，他丰富多彩的性格内涵更多地来自于长期政治斗争的锤炼和沉淀。
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对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性格作过比较，他认为毛泽东的性格虽然是多侧面的，但其各种性格特质未能达成一种平衡，“无情的一面和狂热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在他身上交替出现。他没有像周恩来那样把自己的各种性格特征融为一体，而是任其发展，把毛泽东本人推向各个不同的方向。”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看法与此类似，他确认毛泽东性格的各条经纬线没有能像周恩来那样编织成一个整体。在扮演错综复杂的角色和人物中，“很少有人能像周恩来一样，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应付裕如。而周恩来却可以扮演这些角色中的任何一个，或是毫不犹豫地将这些角色糅合在一起。”
正因为周恩来有如此丰富而平衡的性格结构，所以单从哪一方面去理解周恩来都是片面的，都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周恩来。
周恩来凡事不走极端，善于统一矛盾。但他并不是不讲原则的“和事佬”，特别是在对敌斗争中，他在原则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令每一个对手无可奈何。在与蒋介石马拉松式的谈判中，他始终坚持了中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独立性，蒋介石要他同意交出军队和政权，比登天还难。
周恩来温文尔雅，处世随和，尽量不伤人情面，但他也并不是“软骨头”。南昌起义时，他敢以不容置辩的语气回敬共产国际以及从中作梗的张国焘，提出“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暴动断不可推迟，更不可停止。”他甚至以辞职相威胁，逼得张国焘只好让步。
周恩来处事非常谨慎，没有把握决不轻易出手，但一旦时机成熟，他也不会错过一分一秒！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称其随时保持着出击的姿态，以便伺机猛扑过去。1927年3月上海工人起义成功，便是周恩来把握时机的杰作。陈独秀说时机尚未成熟，而周恩来则认为时机已完全成熟，并毅然决然地发动了这次起义，并取得了胜利。
多侧面的性格使周恩来能应付各种不同的生存环境，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致。共产主义理论家的坚定勇敢，使他有可能利用每个历史时期的机会，并经受住政治上的打击和物质上的困难；儒雅之士的超人品德，使他成为亿万中国人心目中“咱们敬爱的周总理”；现实主义者的精明，又使他能够准确地估计国内政治和国际外交风云方面的潜在势力；调和者的机警和谦逊，还使他能够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灾难性的事件中，把党和国家维系在一起。
既为真君子，又为大丈夫
中国人崇奉两种人格类型，一种是孔子所津津乐道的“君子”人格，另一种则是孟子心仪神往的“大丈夫”人格，两种人格相互映衬，又相互补充，像两道交织的光环，又像两座高耸的雪岭，吸引着孔孟后学为之趋赴。
中国历史上将“君子”和“大丈夫”人格集于一身的可谓凤毛麟角，就主要代表人物而言，古代有诸葛亮，当代则首推周恩来！
孔子对“君子”人格形象的描述角度多样，综览起来不外是温文尔雅、谨言慎行、诚实厚道、彬彬有礼。塑造君子人格的途径则为内省式的、收敛性的。与之对照，孟子设计的“大丈夫”人格形象表现为“居天下之广位，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相对君子来说，塑造大丈夫人格的途径则是张扬式的、开放性的。无论是君子的品格，还是大丈夫的气质，都可以在周恩来身上找到它们的影子。
诗为心声，知人论世，观诗*为切要。周恩来早年的两首诗作，*足以反映他对“君子”和“大丈夫”人格的双重倾慕。
早年周恩来在致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群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作嫁怜依拙，急流让尔贤”。这种退让为怀、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胸襟，分明是君子人格的折射和投影。虚怀伴随着周恩来的一生。虚怀的品格辅之以临事而慎、诚信不欺，使周恩来进入了“君子”的殿堂。
1917年，周恩来东渡扶桑，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行前，周赋诗一首以壮行色而明本心，他写道：“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诗中表现出的冲天豪气和执拗追求，不正是大丈夫的本色情怀吗？中外都有不少士对周恩来投身刀光剑影的共产革命不理解，或者认为他的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与共产革命格格不入，或者认为他抓住了一个表面动人但实质上不适用的意识形态，但不管人们是是如何不理解他，周恩来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路，并为之忍劳苦制嗜欲，不达目的不罢休。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恩来又是直道而行、宁折勿弯的大丈夫。
周恩来早年便喜欢拿诸葛亮和曹操相比较。他认为诸葛亮是君子又是大丈夫。羽扇纶巾、宁静淡泊、以德服众，铸就了诸葛亮的君子人格；而叱咤风云之气、坚忍不拔之操，乃是诸葛亮之所以为大丈夫的表征。曹操人格就不如诸葛亮那般完美。在周恩来看来，曹操称得上是大丈夫，但无资格跻身君子、圣贤之林，因为曹操患有“作奸欺世”之病，以诈为利，以伪为真，予人以可讥可耻之据。周恩来仰慕诸葛亮，诸葛亮的名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是周恩来终身的座右铭。
周恩来的君子人格集中体现为浓烈的人情味，人们首先将他作为一个深富感情的人来看待，然后才把他当作一个共产党人来看待。周恩来有句感人肺腑的自白：“共产党员不是六亲不认的。”1939年，周恩来回到故土浙江绍兴动员抗战，特意抽空拜访了祖父周攀龙的百年堂，在不同的村落停下来去祭奠家族的坟地。按照老规矩，他对家族首脑行了了三鞠躬。1941年春天，他在重庆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他说：“给了我一切的母亲的坟茔在日寇占领的浙江。我是多么希望能够马上回去给她老人家扫墓呀，这是一个献身革命献身祖国的游子可能为自己的母亲所做的*起码的事。”凡是与周恩来接触过的人，都觉得他身上有一股不可抗拒的道德力量，吸引人，感染人。
周恩来的大丈夫人格则集中体现为对理想的追求。为了理想，他可以忍受各种屈辱，也可以排斥各种利诱，更可以忍耐数不清的艰难困苦。大革命失败后，他**个站出来组织南昌起义，另起炉灶；抗战时期身处国民党陪都重庆，财色名利，唾手可得，周恩来不为所动，而对延安的黄土地和高粱米一往情深。蒋介石为不能收买笼络周恩来感到相当的遗憾。
周恩来就是这样，既为温文尔雅的真君子，又为浩气凛然的大丈夫，他以君子人格行不言之教．以大丈夫人格做难为之事。
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
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时，写过一篇作文，名为《尚志论》，集中反映了周恩来的立志观。
周恩来说：“同一人类，无论为何种事业，当其动作之始，必筹划其全局，预计其将来，存一希望在。然后按此希望之路线以前进，则其结果鲜有与此希望相径庭。希望者何？志是也。”简单来说，人类的各种活动都是经过预先筹划，有预期目标的。希望（志向）与事业，如影随形，“若不志乎始，而能成乎终者，则未之闻也。”然而，志向有高远卑下之别。在周恩来看来，汲汲于名利而恒乐富贵，百计钻营以求得官之类皆为“志之害也”。立志高远者，必超脱个体安乐之局限，有民胞物与之量，经纶时务之心，标新立异之慨，呈现“一种叱咤风云之气”。若是者。有立功异域的班超，忠心事汉的孔明，冒万险探新大陆的哥伦布，脱专制竖自由旗的华盛顿，闻鸡起舞的刘琨，击楫中流的祖逖等。
志向之大小与事业之巨细成正比例关系，即所谓“取乎上得乎其中”。古往今来。未有志趣猥琐而事业可大可久者。树有根，水有源，伟人巨子的功业，肇始于其立身行事之志。周恩来写道：“论成汤之贤，不在乎祷雨桑林之时，而必观其三聘伊尹之志。论文王之圣，亦不在乎三分天下之日，而必称其来朝于商之志。不然，仅炫耀其功德于既成之日，而不追溯其所以成之之故，岂异南其辕而北其辙哉！”以古为镜，可以明得失，所以周恩来倡言：“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这就是说，一个人所选择的事业当力求对历史产生重大而持久的影响。有一个盛传已久的故事，说明周恩来年少时便胸怀大志，不同凡响。那是他在沈阳读小学时，有次上修身课，学校的魏姓校长问道：“诸生为什么而读书？”有的回答：“为明礼而读书”；有的回答：“为光耀门楣而读书”。当问到周恩来时，他操着南方口音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后来他从沈阳东关模范小学毕业，同学们依依惜别之时，他给一位同学留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有了大志，还需要有坚韧不拔之操，否则志向再远大，也不过是镜花水月。拿周恩来的话来说，就是不因“坎坷屯蹇之备尝，辄易其倜傥不群之大”。周恩来在南开中学读书时，靠远在沈阳的伯父维持生活，但因为伯父收入不高，膳宿费时常接济不上，他便用业余时间为学校刻蜡纸，抄讲义，赚一点钱以弥补缺口。他夏天只有一件白大褂，冬天则穿一件单薄的旧棉袍，与富豪人家的子弟判若云泥。更令周恩来难过的是，远离故土的寂寞像梦魇一样纠缠着他。他在一篇作文中记述，有一年除夕，别的同学都回家了，只有他回不去，一想到家是那么远，又是那么穷，他流的眼泪把枕头都浸湿了。但是，这些困难并没有压垮周恩来，他反倒更加刻苦自励，誓要做出一番事业。南开中学第十次毕业同学录记载：“君家贫，处境*艰，学费时不济，而独能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造就斯绩。”
凡事关乎公众必引起毁誉褒贬。学生时代的周恩来提出，凡深识之士都应将名誉视为人生“第二生命”，既要担当生前事，又要顾及生后评。但他强调，重视名誉不等于“日惟名誉之是谋，不遑计及实事，虚声盗世，眩世眩俗”。名誉从实事中产生，而不是从浮夸中产生；名誉不是自封的，而是要由历史来裁决的。所以，“举凡一切处理，窃勿幸存邀名之心，当以正义以绳其轻重，则一时之名誉，虽有不恰于时议者，然千载之下，兰台执笔，固自有公论也”。周恩来正是以这种名誉观来设计自己的人生的。一生轻权位重事业，始终站在正义与真理一边。周恩来逝世后，对他的评价毁誉兼有，但誉远远多于毁，这也足见历史是公正的。
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
周恩来一生行为取向表现为积极人世，乐于过集体生活，有强烈的责任感。
周恩来十五岁时到南开中学就读，便表示“以学校为家，以同学为兄弟”，乐于为同学、为集体办事。他对个人与社会有这样的理性认识：“人之立于世，既不克效禽兽草木之自为生活，要必有赖于公众之扶持”，因而为集体“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周恩来在学生时代*提倡“合群奋斗”，认为爱国必先合群，要无分畛域，勿拘等级，孤寡者怜之，贫病者恤之，优者奖之，劣者教之，克尽成己成物、立人达人之责任。南开《同学录》有关他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承认自己“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别人视之为“愚”，他却觉得“倍有乐趣存于中”。留学日本初期，周恩来饱尝怀乡思亲之苦，对前途也一度甚感渺茫。他在期间的一篇日记反映，为摆脱苦闷，他曾研习过日本流行的佛家“无生”思想，但是，“闹了多少日子，总破不开情关。与人类总断不绝关系。虽不能像释迦所说‘世界上有一个人不成佛，我即不成佛，那么大，然而叫我将与我有缘的一一断绝，我就不能，哪能够再学达摩面壁呢？”破不开“情关”，断不了“有缘”，反过来又进一步印证了周恩来人世态度之执著。
周恩来深受中国传统儒学积极人世、宏济时艰的思想之影响，经常以此自勉勉人．1921年2月23日，他在写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说：“兄方中年，何竟抱悲观。举目禹域，诚难说到乐观，然事亦在人为，吾辈丁斯时艰，只宜问耕耘如何，不宜先急于收获也。”1939年，他来到故土浙江绍兴动员抗战。时在绍兴抗战刊物《战旗》杂志社工作的曹天风与周恩来过从甚密，可说无所不谈。有次，曹天风对周恩来讲到唐代诗人贺知章隐居鉴湖一事，还吟诵了“欲向君王乞鉴湖”的诗句，并说：“将来抗战胜利了，我也要像贺知章一样，隐居鉴湖不闻政事了。”周恩来马上表示异议：“这太消极了！抗战胜利之后，还有许多事情要我们去干呢。”中国儒学标举的处世哲学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对周恩来来讲，只说对了一半。他处于顺境时，固然有兼济天下之志，而处于逆境时，也不坠经纶世务之心。周恩来一生精进之处、光彩之处大都在其受挫之时。他说过：“在*困难的时候不要丧气”，相反，要有一种愈挫愈奋的气度，在隐忍进取中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宁愿选择令人感到屈辱的手法去应付时局，也不愿意靠边站“独善其身”。他硬是以病弱之躯和风烛残年支撑危局到*后，用*大努力来减少和弥补“文化大革命”的损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不入苦海谁人苦海”！“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真正做到了以一人共诸天下，将天下纳于一身。
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1939年，曹天风在与周恩来交谈时说：道家思想对于革命、对于社会改造虽无用处，但对于个人修养却是有帮助的，能使自己过好“黄金关、权力关、美人关”。这时，周恩来反问道：“道家*精彩的话是什么？”曹天风一时回答不上来，周恩来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大概是道家*精彩的话了吧？”“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语出《老子》第十章，这三句话被老子称为“玄德”，亦即道德的*高境界。其大意是，化育万物而不视为已有，有所作为而不居功自傲，引领群伦而不专横弄权。
“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功成而弗居，可说是周恩来毕生追求的理想的人格境界，它与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内在的相通之处。周恩来重视群体义务的利他行为，绝少有什么功利色彩，而几乎是出于道德上的“绝对命令”。……

大智周恩来 作者简介

胡长明，男，1965年9月生，汉族，湖南澧县人。2001年在湖南师范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研究室主任，现任湖南教育出版社《书屋》杂志执行主编。从1995年以来，曾单独或与人合著有《毛泽东与周恩来》、《毛泽东家事图系》、《毛泽东遗物事典》、《韶山毛氏族谱》（注释本）等书稿。另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有关中国近现代史和毛泽东、周恩来生平思想等方面的论文5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