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08,在历史长河中,30年的时间只是匆匆一瞬,但对今天的中国来说,这30年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30年,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30年,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行进的30年,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30年,是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30年……
我们是这30年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农村改革全面推开到城市改革整体推进,从设立经济特区到全方位对外开放,从解决温饱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香港、澳门回归到两岸“大三通”正式实现,从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形成……30年来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30年来,各行各业的青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奉献了青春和激情,发挥了聪明才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和突击队。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与青年人的努力奋斗是分不开的。当前,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更需要青年人做坚定理想信念的传承者、坚持勤奋学习的实践者、勇于创新创业的开拓者、和谐社会建设的奉献者,为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央国家机关青年联合会,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团结、教育中央国家机关广大青年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立足本职,建功立业,努力为促进中央国家机关各项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十几年来,青联不断发展,人才辈出。委员们共同学习,携手进步,在各自的工作领域努力拼搏、奋发有为,取得了突出的进步和可喜的成绩。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由青联委员群策群力,共同创作完成了《亲历:1978-2008》这部具有浓厚时代气息的作品。该书的30余名作者,是中央国家机关的青联委员,是各个领域的优秀代表,他们将自己的亲历亲闻、个人成长,结合广阔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理性思考撰写成文,为我们提供了感知、理解与研究这段历史的生动读本。希望青年朋友们通过这本书更好地了解这一段并不太久远的历史,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成果,更加自觉地投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更大的力量,做出更多的贡献。
一部见证与祖国共奋进的青年人责任的著作,一部讲述与改革同成长的亲历者故事的史诗。
1978:大学
1978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也是我人生的关键一年。
这一年,我从农村考上了山东大学,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这一年,全国有两届(77级和78级)“幸运儿”先后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分别在同一年的春季和秋季跨进大学校门,这在我国教育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我们班的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年龄*小的与*大的相差十五岁左右。年龄*小的是78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而年龄*大的则是十多年以前的毕业生。“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停止十多年的高考制度的恢复,使得千万年轻生命从农村、工厂、渔乡、牧场、营房、课堂涌入高考考场。1977年冬季,全国570万考生报名参加“文革”后的首次高考,*终录取了27.3万人;1978年夏季继续招生,610万考生参加全国首次统一高考,*终录取了40.2万人。
改革开放以来,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采用高考方式选拔了约5386万学生,保证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各条战线的人才需求。其中,如今依然呈现“77、78级现象”,即目前活跃在中国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艺术等领域中卓有建树的领军人物,不乏77、78级大学生。这批学生30年后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
然而,恢复高考制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为国家选拔了大批建设人才。它实际上是“文革”后一系列“思想解放”、全面“拨乱反正”的先声,是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风气的开端。从当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和“科学春天”的到来,到后来的“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再到建设创新型国家,都贯穿着一个鲜明的主题:知识与人才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未来。
高考制度破冰恢复
1966年,随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学校“停课闹革命”,高等学校停止招生,高考制度被废除。1971年制定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明令废除高考,高校招生要坚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这种制度不但很难保证公平,而且招来的工农兵学员,文化普遍不高,有的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1973年轰动全国的“白卷英雄”张铁生事件,就是很好的说明,当时我正在上中学,对这件事情至今还记忆犹新。
1974年,邓小平复出。1975年,邓小平开始了多方面的整顿。他指出:“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1977年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1977年6、7月,**次高校招生座谈会举行,讨论参加高考的学生资格。1977年8、9月,第二次高校招生座谈会举行,确定高考招生办法,邓小平在会上听取了大家的建议,当即拍板恢复高考。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当时这一决定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多年后才知道,由于当年报名参加考试的人数大大超过预期,一时竟然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刷几百万考生的试卷!*后,中央决定紧急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才使这一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在历史的机遇面前,我不敢懈怠,仿效古人“头悬梁、锥刺骨”的精神,全心准备高考。
1978年2月的一天,正当我在复习功课时,一个同学拿着一份报纸兴冲冲地来找我,他说:“中国出了个大数学家,你知道吗?”我接过报纸一看,是《人民日报》转载的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我一口气读完,酣畅淋漓。文章写的是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的陈景润攀登数学高峰的故事。他居住在6平方米的小屋里,没有书桌,把床垫掀起来,趴在床板上,借一盏昏暗的煤油灯,靠手里的一支笔,耗去几麻袋草稿纸,取得了对世界著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突破。他的传奇经历在当年引起了巨大社会反响,曾经激励和鼓舞了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代青年。科学的春天日益临近了。
科学春天开启新时代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开幕式上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并阐述了一系列重要观点,例如: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
“我们可以预见,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科学的未来在于青年。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
这次全国科学大会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这是我国的第三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为国家科研整体布局作了具有前瞻性的部署。3月31日大会闭幕时,86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以诗人特有的激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其中有些脍炙人口的段落至今还印在我脑海里,比如:
“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嫦娥奔月,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幻想,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可以说,全国科学大会开启了科学发展的一个崭新时代,然而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大会召开之后,国家推出了一系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大举措,如建立学位制度、恢复国家公派留学生制度、扩大出国学术交流等。
1978年4月,刚刚参加完全国科学大会的数学家杨乐和张广厚,到瑞士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顺访英国,这是“文革”后我国学者首次以个人身份出国参加学术活动。30年后,杨乐在一次座谈会上感慨地回忆道:“这件事引起了轰动,当时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为我们的出访专门给中央写了申请报告,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方毅在报告上作了批示,之后,每一位政治局委员都画了圈。”出国学术交流,需要全体政治局委员画圈,这在今天似乎是无法想象的,但在“文革”刚刚结束的年代,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突破,科技交流的大门从此逐渐打开。1978年12月26日,“文革”后首批52名国家公派访问学者搭乘飞机前往美国学习深造。30年过去了,统计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经达到了121.17万人,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国家的教育体制不断完善。1978年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立即恢复了招收培养研究生制度。1980年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并于1981年1月1日起施行。1981年5月20日,国务院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制定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的学术标准,中国学位制度从此建立。1983年5月27日,我国自主培养的**批18位博士的学位授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我是国家这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1982年我考取了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生,1987年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应邀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两年的国外博士后生涯,使我增长了见识,拓宽了知识面,提高了学术鉴赏力,进一步磨练了克服困难的心理素质。同时,打开了国际交流之门,科研工作迈上新台阶,为后来回国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实际上,改革开放后,我国有大批留学生学成回国,成为推进社会全面发展的生力军,涌现了众多现代化建设的卓越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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