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的气象 目录

学问的气象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作者近三十年问撰写的短文约110篇，按内容分为论学、演讲、祝贺与悼念、序跋、散记五部分，另有附录。论学部分乃作者本人治学心得之结晶，以气象论学问，倡横通与纵通，谈体志与气韵，论国学的当代形态与当代意义，均能给人以启迪。演讲部分则重在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今人的启示，探讨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应有的人类文化生态。对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作者亦有所思考。其他三部分，或用文言，或用白话，兴之所至，不拘一格。文笔优雅、活泼，感情丰富、含蓄，极见作者的文思和性情。

学问的气象 节选

学问的气象
作诗讲究气象。诗之有气象如山峦之有云烟，江海之有波涛，夺魂摄魄或在于此。气象以雄浑飘逸为上，如“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皆以其超凡的气象而传诵千古。
做学问也讲究气象。学问的气象，如释迦之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宏，清远雅正。不强服人而人自服，无庸标榜而下自成蹊。
仅以中国近现代的学者为例，其中即不乏具有大家气象的人物。归纳他们的特点大概有以下这些：
学术的格局和视野开阔，左右逢源，游刃有馀，处处显示出总揽全局的能力。这倒不在研究题目的大小，题目大的如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题目小的如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气象都不凡。在他们的手里，资料的采用和组织灵活而有规矩，出神而又人化，犹如魔方的组合，而不像积木的堆垛。他们治学的道路平正通达，思维的逻辑清通简畅，如书法之笔笔中锋、万毫齐发、力透纸背。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宋代词人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其下阙有日：“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这气象何等恢宏！如果借用来形容学问，“尽挹西江”可以说是把有关的资料全部搜集起来；“细斟北斗”可以说是把有关的材料细细地加以辨析；“万象为宾客”可以说是把相关学科都用来为自己的研究服务。学问能到这一步，也就不是常人所能及的了。
有气象的学问必有开山之功，开拓新领域，建立新学科，发凡起例，为后人树立典范。陈寅恪先生所撰《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自昔大师钜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对王国维先生的开创之功，陈寅恪先生讲了三点：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故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国维先生的这三点已经被治文史的学者奉为圭臬了。此外，如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其发凡起例之功也都是学界公认的。
中国历来是道德学问并重，学问的气象实有赖于道德的高尚。为人正直、诚实、刚强，方能不随波逐流，而勇于坚持真理。如果又能虚怀若谷，富有宽容精神，气象就更加不同了。读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十分佩服其淹博与精审。余先生积毕生之力，指出纪晓岚多处疏漏舛误，但在《序录》中却有这样一段话：“然而纪氏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为辨证也易，何者？无期限之促迫，无考成之顾忌故也。且纪氏于其所未读，不能置之不言，而余则惟吾之所趋避。譬之射然，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这段话在宽容中透出恢弘的气象，令人敬佩！对后进晚辈爱护提携不遗馀力，也是大家气象的表现！偶读《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收有蔡元培先生手迹六件，其中四件是介绍别人出版著作的，而且有三件讲到版税问题。其措辞如：某君“寒士，版税实缓不济急”；“如贵书局能与预订发行”。使某君“不必再分心于经济问题，则深为感荷”；“寒士打算，殊为可悯”；等等。我一边看他的手迹一边想像他的心肠，感动之馀更增加了几分钦佩。
平时读书有感，多少窥见一点学问的气象，心向往之，聊作这篇札记，藉以自勉。
（原载于《群言》1996年第8期）
横通与纵通
章学诚《文史通义·横通》说：“通人”有两种，一种人学问四冲八达，皆可达于大道，这是博雅君子之通。另一种人，如贩书的老贾、藏书的旧家、勇于刻书的好事者，他们的学问虽不能达于大道，但因接近名流，习闻名论，也有博雅君子不及之处，这叫“横通”。他说：“横通之人可少乎？不可少也。用其所通之横以佐君子之纵也。”但横通毕竟是“道听途说，根底浅陋”，不能和博雅君子相提并论。
章氏之论，颇有可以给我们启发的地方。这些，我不想细说了。我感兴趣的，是他所使用的“横通”二字，想借这个题目另做新解，谈谈文学史研究的方法问题。
研究文学史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就文学论文学，着重研究文学史上各种现象、体裁、流派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研究一个个时代和作家的成就，及其承上的作用和启下的影响；力求将上下三千年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整理清楚。这种研究方法，可称之为“纵通”。另一种方法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之上：任何时代文学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它同哲学、宗教、历史、艺术乃至科学技术的水平和状疣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为了如实、完整而深刻地了解文学发展的历史，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力求将文学与哲学等其他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努力从它们的关联上，从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关系上，寻求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种研究方法，姑称之为“横通”。
“纵通”与“横通”是相辅相成的，、各有各的长处，今天所缺的是后者。我们迫切需要开它几条旁午错出之路，使文学史与哲学史、宗教史、政治史、经济史、艺术史、科技史携起手来，共同前进！
不妨就我个人耳目之所及，举几个大家习知的例子，来说明“横通”的必要。
宗教和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不研究宗教史就不能完全弄清楚文学史。譬如，不研究先秦时代的原始巫术和宗教，就不能深刻理解《诗经》、《楚辞》。不研究两汉时期带有宗教意味的五行谶纬观念，对两汉文学总有点隔膜。不研究魏晋以后的道教和佛教，对文学史上许多复杂的现象就得不到完满的解释。李白的求仙，王维的崇佛，唐代的古文运动，明代的神魔小说，都要结合宗教史才能进行深入的研究。
艺术史和文学史是近邻。一个时期，在绘画、雕塑、书法、音乐中表现出来的美学观念和美学理想，在文学作品中可以找到印证；反过来也是一样。晋宋时期，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书法，那种洒脱超逸的风格，同陶诗的萧散闲澹，《世说新语》的玄远冷隽，总让人觉得有某种内在的相似之处。我国的山水诗和山水画在南朝都已出现了，但当时的山水诗多是结合人的行旅、游宦来写的，山水画也是以人物为主，山水作为背景。到了唐代，以自然景物为主体的山水诗大量出现，同时以山水为主、人物做陪衬的山水画也产生了。从这里是不是可以找出一点艺术发展的规律呢？至于音乐史同词曲史的密切关系，更是显而易见，不必赘述了。
作为历史科学一部分的文物考古，可以为文学史提供实物资料，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也是文学史研究者不可忽视的一个领域。1960年在广东韶关发现的张九龄墓志铭，记载他生年“六十有三”，可以纠正两《唐书》卒年六十八岁之误。《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提供了盛唐诗人、《登鹳雀楼》的作者王之涣的**手资料。广东博物馆所存画有唐僧师徒取经图的元代瓷枕，告诉我们早在元代唐僧师徒的形象已经基本定型了。
天文历算、地理博物等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同文学史也有关系。屈原生年的推算，就离不开天文学的知识。李白出生地点的考证，又属于历史地理的范围。张衡是文学家，又是科学家。《水经注》是地理著作，又是优美的散文作品。《诗经》、《离骚》中的草木鸟兽之名，《天问》、《天对》中关于天文地理的问答，都说明文学史和科技史本有不解之缘。《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神话的宝库，又记载了许多地理学、生物学、矿物学和医药学的知识。不借助科技史的研究成果，就很难对这部书得到全面深刻的认识。而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对文学的推动作用，更是明显不过了。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说过：“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各种各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近几年世纪所持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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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的气象 作者简介

袁行霈（1936-），江苏武进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人文学部主任、国学研究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1957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1984年晋升教授，1986年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先后执教于日本东京大学、日本爱知大学，并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台湾淡江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客座教授；也曾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并在美国、欧洲多所大学讲学。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主要著作有《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国文学概论》、《陶渊明研究》、《中国诗学通论》（合著）、《中国文学史》（主编）、《陶渊明集笺注》、《唐诗风神及其他》、《中华文明史》（第一主编）、《中国文学作品选注》（主编）、《愈庐集》、《清思录一袁行霈自选集》（北京社科名家文库之一）等。另有《陶渊明影像一文学史与美术史之交叉研究》即将出版。
曾获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级特等奖（个人，1989），国家图书奖（2001），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91）、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2006）及特等奖（2004、2008），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2001），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暨人民教师奖章（1991），北京市人民教师称号（1993），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1995），北京大学最高奖首届蔡元培奖（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