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沈醉讲述高墙内的战俘生活 内容简介

这些人或是上万军队的统帅，或是一方省市的负责人，或是手操生杀大叔的特务头子，都曾有过不可一世的过去，在一个瞬间沦为阶下囚……其巨大的人生落差、跌宕的人生经历、难解的心路历程，以及*终完成人生态度的巨变……无一不谜一样吸引着人们。
沈醉，作为亲历者，面对这样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却以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幽默，为我们娓娓诉说着高墙内发生的故事。他甚至放言：如果读者看完不笑，他就再不写作！

囚徒-沈醉讲述高墙内的战俘生活 本书特色

揭秘功德林的牢狱生活，上百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和特务分子，令世界惊讶的人生180°大转变真相。

囚徒-沈醉讲述高墙内的战俘生活 目录

囚徒-沈醉讲述高墙内的战俘生活 节选

熟人见面悲喜交集
首长客气小官面“左”
“你也来了！我还活着！”
1956年，战犯们从各个监狱、劳改农场和看守所等处调集到一起的时候，许多熟人一见面，无不感到惊诧和悲喜交集。因为在国内战争中，国民党军队纷纷被击溃后，被俘的高级军官，大都是分别囚禁在各个不同地区，有的还被送到很远的后方去了。如国民党军队中有名的山东三李（李延年、李玉堂、李仙洲都是兵团司令一级的高级军官），其中的李仙洲，是在山东被俘却被送到东北的佳木斯去囚禁。有的囚禁在同一地区同一监狱的单人房内，邻居是什么人，几年来都不知道；所以一旦见面，无不兴奋异常。
一些先去的，看到后去的熟人，见面**句话便是用惊诧的口吻高叫一声：“你也来了！”有的见了老朋友、老同学和老同事、老长官、老部下，还禁不住很关怀地说上几句：“真想不到你我还能见面！”或说一声：“想不到我们都还能活着！”
说这些话的原因很简单，因为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的高潮中，被俘的国民党的党、政、军、特人员，大批被枪毙了。当时谣言很多，我在“解放”初期，看到上海出的一本《人名字典》，便说杜聿明因为在“淮海战役”中施放毒气，他又是中共公开公布过的战争罪犯，所以在被俘后，便被“镇压”了。我1956年从重庆战犯管理所送到北京功德林管理所时，看到他居然还活着，感到很奇怪。后来看到不少在谣传中和国民党报纸上曾刊登过“已被共产党枪决”或“惨遭杀害”的康泽、范汉杰、廖耀湘等一大批“死去了”的人时，几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人真的还活着！
战犯们集中后，便是互相交换自己被俘后的情况，有的在生活待遇上相当好，伙食是和解放军高级军官一样吃“小灶饭”，有的却又和劳改犯一样，每天劳动十来个小时，吃的是和解放军战士一样的“大锅饭”。大多数是和我在重庆一样吃“中灶饭”。而我在昆明监狱时，有家眷在昆明的，还可以由家中送饭菜，大吃大喝，我当时因家眷全都送走了，便去揩老朋友们的油，天天吃他们的。如云南保安副司令柏天民、滇越铁路局局长唐宇纵、中央日报社副总编辑陆铿、滇黔绥靖公署政工处长罗春波等，曾供应过我很长一段时间，直到“镇反”开始，不准犯人家中送饭菜，才大家洒泪吃了*后的晚餐，互道珍重而别。战犯们见面时，谈得*多的，还是精神上待遇，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各地区完全不相同。如集中在山东的大小军官，一律和战士一样，按时发衣服日用品，也穿和解放军士兵一样的衣服，只是没有帽徽、领章，每月还发五元津贴。有的地方就把这些被俘的高级军官当成“要犯”，不但脚镣手铐，晚上起来解小便，甚至翻一个身，都要先喊“报告！”一定要等站在窗口的战士问明白了要做什么，得到同意，才能去做，否则就是犯了狱规，还要受到比手铐脚镣更重的处分。不过大多数还可以，只要不走出指定的散步范围，每天还能出房间走走，也不随便打骂。
不过一到夜间，看管都是相当严格，不准随便走动，也不准在晚上谈什么，可能是怕这些人商量越狱吧！“罪大待遇好，罪小生活苦”
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有些是由军队看管，所以各个地方的待遇不统一，管理办法也不统一。自战犯管理所成立，由公安部直接领导，并负责对战犯进行教育改造后，便完全一致了。集中后，首先是提高生活待遇，各地都是16元一月的生活费，行动也只要不离开管理所，可以不再锁房门，互相间能自由往来和交谈。带有脚镣手铐的也统统去掉。规定的作息时间，也比较合理，每星期可以看一次电影，而*使人高兴的，还是伙食费比一般犯人增加了一倍。
当时，一些级别低的被俘中、下级军政人员为之眼红，表示不服气，发出“反动职务越高，罪恶越大，待遇越好；罪行越小，生活越苦”的种种牢骚。中共干部们便进行解释和说明，大意是说：这些人过去的生活都很讲究，现在当然不能让他们再过那种生活，但为了要对他们进行改造，先得在生活上让他们感到满意点，才能比较好地接受改造。而他们一般都年岁较大，身体较差，特别是对他们的改造时间要比一般人长，所以要提高一点，而一般被俘军政人员，改造时间要短些，年龄较轻，身体较好，所以没有必要再提高而超过战士和一般人民的生活。
他们听了这些话后，*注意的是说他们“改造的时间要短些”，便都不希望提高待遇而延长改造时间，希望早点恢复自由，所以闹过一阵之后，也就没有什么了。可是一些老百姓却不理解。
我集中在重庆原来属中美合作所范围的、军统局缫丝厂办事处改成的战犯管理所（也称作四川省公安厅第二监狱，对外则称训练班）时，附近许多人，看到我们厨房办伙食的，每天采购那么多的荤菜，非常羡慕。因为当时四川物价低，16元一月的集体伙食，可以每餐一荤一素，量相当多；除了鱼、肉、蛋一类外，还常常买鸡鸭等。加上集中后，都发了新的服装，还都可以在附近一定范围活动，许多没有找到合适工作的人和收入不多的人，便去打听，这是一个什么训练班？有的还直接去询问要什么条件的人，才可以参加这个训练班受训？得到的答复，当然是不能使他们满意，一般总是说他们不够条件参加这个训练班。他们还是不死心，便一再表示，要创造条件，争取参加这个训练班。他们认为训练时生活待遇都这么好，毕业后，保管能当上较高级别的干部。所以经常有人去打听，要什么条件，什么手续和什么单位保送等，以便早点能进去。后来他们当中一些人发现这个训练班的受训人员中，有过去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兵工署稽查处处长廖宗泽，以及四川军阀中当过什么司令、参谋长一类的著名人物时，才大吃一惊，恍然大悟，原来受训的是这些人。很多想去的人便说，难怪说我们条件不够，这一辈子也没法创造出这种条件。和这些人在一起，吓也把我们吓坏了，阿弥陀佛！请我去也不敢去了。
四川省公安部门便立即把这一情况向北京反映，因为上述这些人，都在四川杀过不少的人。王陵基在四川几十年当中，杀过的人是数以千计。徐远举也杀过几百人。那些旧军阀什么司令一类的人，也都是杀人不少。公安部门怕被杀害的人的家属去找这些人的麻烦，便在集中后实行的**个重要项目——进行参观时，先把王陵基、徐远举、廖宗泽（因他在重庆破坏了许多兵工厂，捕杀过不少兵工厂的工人，工人认识他的很多）三个人送往北京。
不久，我和几个人在附近散步，遇上一群去参观中美所内的烈士陵园（解放前夕，军统把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两个监狱内几百名犯人杀后埋葬的地方）的人，其中有几个人认出了我，便一把将我扭住，问我把他们的父、兄抓去后怎样处置的？他们提出：“生要人，死要尸！”我正在感到为难，不知怎样回答时，幸好管理所的负责人闻讯带了几名解放军赶来，一边向他们说理，一面要解放军把我保护回来。过了几天，我便和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渡、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参谋长王靖宇，以及曾任江阴要塞司令的孔庆桂四人一齐被送到了北京。方言误会闹笑话
徐远举在没有送往北京之前，在重庆战犯管理所还闹了一次大笑话。有天，一位年轻的女干部去找他，问解放前重庆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中有哪些叛变了，要搞一些核对工作。他们谈话的时候，那位女干部曾表示和他谈完后，还要找另一人谈。
徐远举便在和她谈了一个多小时之后，站在窗口高声喊了一句：“××快点来，我已搞完了，你快点来搞吧！”
那位女干部立即羞得满脸通红，桌子一拍：“徐远举！你乱喊什么？”
徐还不知道为了什么会使她那样生气，又补上一句：“我们搞完了，喊他来搞。”她更气得不得了。
管理所的负责人赶忙跑来一问，才向对方解
释这是误会，因为我们习惯了把做什么、谈什么等都称为“搞”，而有些地方的方言却把这个“搞”，指为男女之间的事，说明这是方言的误会。那位女干部还是气呼呼的，管理所的负责人连忙举出了另一种因方言发生误会的事，来证实徐远举不是故意来占她的便宜：
有一次，一位四川女干部在钉钉子，找不到什么东西好敲钉子，有个战犯便用讨好口吻对她说：“我去把锤子拿给你用。”那位女干部也气得大发雷霆，说他有意侮辱她。后来才弄明白，原来四川人把男性那家伙叫“锤子”，而把锤东西用的锤子叫“钉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