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政治军事-社会科学-太极之巅书单号

书刊介绍

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目录

中文版序言译者前言致谢导言：正义的中断**部分再分配与承认**章从再分配到承认？——“后社会主义”时代正义的矛盾再分配-承认矛盾被剥削阶级、被蔑视的性关系与二价集体肯定还是改造？矫正问题再认识战胜矛盾：重新审视性别和“种族”结论第二章家庭工资之后：一种后工业思想实验性别公平：一个复杂的概念普遍化家计负担者模式照顾者平等模式通向普遍性照顾者模式第二部分公共领域，谱系与象征秩序第三章公共领域反思：一项对现存民主批判的贡献谁的历史？哪一种概念？公开进入、参与平等和社会平等平等、多样性和多元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共同关注和私人利益强公共领域、弱公共领域：论市民社会与国家结论：公共领域反思第四章性、谎言和公共领域——反思克拉伦斯-托马斯的确认谁的隐私？哪一种公共性？性别斗争“种族”斗争阶级斗争？这则故事的寓意第五章 “依赖”的谱系——回溯美国福利国家的一个关键词南茜’弗雷泽琳达·戈登词义的语域前工业“依赖”工业“依赖”：工人及其否定美国“福利依赖”的兴起：1890-1945年后工业社会和“好”依赖的消失作为后工业病态的福利依赖后工业政策与依赖政治结论第六章结构主义还是语用学?——论话语理论和女性主义政治女性主义者想从话语理论中得到什么?“拉康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局限徘徊于结构主义与语用学之间的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结论第三部分女性主义干预第七章多元文化主义、反本质主义与激进民主——当前女性主义理论面临僵局的谱系“性别差异”：平等还是差异?“女性间的差异”“相互交叉的多元差异”：反本质主义还是多元文化主义?总结性命题：通向一种可信的激进民主前景第八章文化、政治经济与差异——论艾利斯·杨的正义和差异政治一个双重图式中承认的优势界定压迫界定社会群体压迫的五张面孔应用通向差异化的差异政治和承认的批判理论第九章虚假的对立——答塞拉·本哈比与朱迪思·巴特勒第十章超越主奴模式——论卡罗尔·佩特曼的《性契约》婚姻契约雇佣契约卖淫契约结论

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内容简介

本书可说是作者的代表作，是对1989年后西方左翼悲观的“后社会主义状况”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批判性反思。南茜·弗雷泽的批判新颖独特，体现了当代批判理论的*新发展，受到左翼学术界的交口称赞。哈佛大学的康乃尔·韦斯特称：“南茜·弗雷泽是她那代人中*具创造性的社会哲学家和批判理论家之一。”本书“在理论上超前；在政治上具有进步意义”。她的主要论争对手阿克塞尔·霍耐特也不吝溢美之辞，称这本论文集“极富革新精神并创造性地致力于‘中断’传统的正义争论”，其观念可能意味着“‘后社会主义’状况下对不同群体或个人的一视同仁。”所谓“后社会主义状况”，弗雷泽特指80年代以后、尤其是苏东剧变后西方社会主义左派的分裂状况。坚持经济社会“再分配”方案的“社会左派”和坚持多元文化主义“承认”诉求的“文化左派”二者互不相容，彼此争斗，造成了社会主义左派队伍的四分五裂。弗雷泽抛弃“解构”的时尚的“后社会主义”，强调捍卫纲领性思想的可能性，阐明社会主义后续方案不能为了支持文化差异而放弃对社会平等的承诺，同时质疑草率地拒绝承认政治，反对把“社会政治”与“身份政治”对立起来。弗雷泽以“二元的”批判方法整合“再分配”和“承认”，建立了一种超越传统左派的经济“再分配”诉求，同时超越文化左派的单纯争取身份认同和“承认”的文化诉求，将经济上的“再分配”和文化上的“承认”结合在一起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战略，号召长期相互争斗的“社会”左派和“文化”左派共同为“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加“文化上的解构”而斗争。

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节选

《正义的中断》可说是作者的代表作，是对1989年后西方左翼悲观的“后社会主义状况”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批判性反思。南茜·弗雷泽的批判新颖独特，体现了当代批判理论的*新发展，受到左翼学术界的交口称赞。哈佛大学的康乃尔·韦斯特称：“南茜·弗雷泽是她那代人中*具创造性的社会哲学家和批判理论家之一。”

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相关资料

正义的中断总而言之，本书收集的论文对“后社会主义”状况进行了诊断。我运用这一表达方法——在此向让-弗朗西斯-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表示歉意——来标明当今政治思想必然发展的总体视阈。1不过，我把“后社会主义”一词加了引号，用以表明尽管置身于这一视阈之中，但仍然致力于坚持一种批判态度。换言之，我的目标不是要反映“后社会主义”状况的表征，而是要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那么，什么是“后社会主义”状况呢？它不是对社会主义理想的相关性和生命力的明确的否定性判决，而是对1989年后左翼处境的一种怀疑情绪或情感结构。这种情绪充溢着一种“翌晨”感，是对晦涩难解的进步性社会变革之历史可能性的真正质疑。然而，它也掺杂了一些意识形态因素，我们难以分辨和命名。为了把真正的质疑从意识形态因素中拣选出来，我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三种构成性特征进行了区分。首先是替代现存秩序的任何可信的进步性前景的匮乏。当然，这在部分意义上是1989年后广义社会主义愈益丧失合法性的结果。换言之，崩溃的不只是一套（以往）实际存在的制度安排，而是对于一种主要理想的信仰；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这一理想曾经激励了为社会改造而进行的斗争。其直接后果是哈贝马斯所谓“（左翼）乌托邦力量的耗尽”。2我认为这一短语恰如其分，尽管在当前的整个世界中，差异化的进步激进主义明显呈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激增态势。它表明，至少在当前，尚未出现能够取代社会主义的一种新的广泛的公正社会秩序的进步前景。那些将“激进民主”和“多元文化主义”提升至这一地位的建议，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对这样一种前景的渴望。但我认为它们缺乏说服力，因为它们把政治经济问题排除在外。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坚持“政治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等更为软弱无力的概念方面。当然，当前乌托邦前景的匮乏并没有证明弗朗西斯·福山关于1989年代表着“历史终结”的肤浅主张。3没有理由认为这种状况将持续下去。但这也的确是我们所面临形势的特点。至少在目前，进步斗争不再依靠任何可信的、替代现存秩序的前景。因此，政治批判面临着泯除野心、继续作为“反对派”的压力。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在盲目行进。“后社会主义”状况的第二个构成性特征涉及政治诉求的语法变化。最近一段时期，承认群体差异的主张——这一主张有时遮蔽了社会平等的主张——变得非常突出。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观察这一现象。当然，在经验层面上，我们见证了“身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