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目录

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内容简介

本书可说是作者的代表作，是对1989年后西方左翼悲观的“后社会主义状况”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批判性反思。南茜·弗雷泽的批判新颖独特，体现了当代批判理论的*新发展，受到左翼学术界的交口称赞。哈佛大学的康乃尔·韦斯特称：“南茜·弗雷泽是她那代人中*具创造性的社会哲学家和批判理论家之一。”本书“在理论上超前；在政治上具有进步意义”。她的主要论争对手阿克塞尔·霍耐特也不吝溢美之辞，称这本论文集“极富革新精神并创造性地致力于‘中断’传统的正义争论”，其观念可能意味着“‘后社会主义’状况下对不同群体或个人的一视同仁。”所谓“后社会主义状况”，弗雷泽特指80年代以后、尤其是苏东剧变后西方社会主义左派的分裂状况。坚持经济社会“再分配”方案的“社会左派”和坚持多元文化主义“承认”诉求的“文化左派”二者互不相容，彼此争斗，造成了社会主义左派队伍的四分五裂。弗雷泽抛弃“解构”的时尚的“后社会主义”，强调捍卫纲领性思想的可能性，阐明社会主义后续方案不能为了支持文化差异而放弃对社会平等的承诺，同时质疑草率地拒绝承认政治，反对把“社会政治”与“身份政治”对立起来。弗雷泽以“二元的”批判方法整合“再分配”和“承认”，建立了一种超越传统左派的经济“再分配”诉求，同时超越文化左派的单纯争取身份认同和“承认”的文化诉求，将经济上的“再分配”和文化上的“承认”结合在一起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战略，号召长期相互争斗的“社会”左派和“文化”左派共同为“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加“文化上的解构”而斗争。

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节选

《正义的中断》可说是作者的代表作，是对1989年后西方左翼悲观的“后社会主义状况”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批判性反思。南茜·弗雷泽的批判新颖独特，体现了当代批判理论的*新发展，受到左翼学术界的交口称赞。哈佛大学的康乃尔·韦斯特称：“南茜·弗雷泽是她那代人中*具创造性的社会哲学家和批判理论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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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中断总而言之，本书收集的论文对“后社会主义”状况进行了诊断。我运用这一表达方法——在此向让-弗朗西斯-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表示歉意——来标明当今政治思想必然发展的总体视阈。1不过，我把“后社会主义”一词加了引号，用以表明尽管置身于这一视阈之中，但仍然致力于坚持一种批判态度。换言之，我的目标不是要反映“后社会主义”状况的表征，而是要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那么，什么是“后社会主义”状况呢？它不是对社会主义理想的相关性和生命力的明确的否定性判决，而是对1989年后左翼处境的一种怀疑情绪或情感结构。这种情绪充溢着一种“翌晨”感，是对晦涩难解的进步性社会变革之历史可能性的真正质疑。然而，它也掺杂了一些意识形态因素，我们难以分辨和命名。为了把真正的质疑从意识形态因素中拣选出来，我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三种构成性特征进行了区分。首先是替代现存秩序的任何可信的进步性前景的匮乏。当然，这在部分意义上是1989年后广义社会主义愈益丧失合法性的结果。换言之，崩溃的不只是一套（以往）实际存在的制度安排，而是对于一种主要理想的信仰；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这一理想曾经激励了为社会改造而进行的斗争。其直接后果是哈贝马斯所谓“（左翼）乌托邦力量的耗尽”。2我认为这一短语恰如其分，尽管在当前的整个世界中，差异化的进步激进主义明显呈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激增态势。它表明，至少在当前，尚未出现能够取代社会主义的一种新的广泛的公正社会秩序的进步前景。那些将“激进民主”和“多元文化主义”提升至这一地位的建议，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对这样一种前景的渴望。但我认为它们缺乏说服力，因为它们把政治经济问题排除在外。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坚持“政治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等更为软弱无力的概念方面。当然，当前乌托邦前景的匮乏并没有证明弗朗西斯·福山关于1989年代表着“历史终结”的肤浅主张。3没有理由认为这种状况将持续下去。但这也的确是我们所面临形势的特点。至少在目前，进步斗争不再依靠任何可信的、替代现存秩序的前景。因此，政治批判面临着泯除野心、继续作为“反对派”的压力。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在盲目行进。“后社会主义”状况的第二个构成性特征涉及政治诉求的语法变化。最近一段时期，承认群体差异的主张——这一主张有时遮蔽了社会平等的主张——变得非常突出。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观察这一现象。当然，在经验层面上，我们见证了“身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