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内容简介

本书多位作者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重大事件的决策，记录了一个又一个非凡的历史瞬间，既有官家的宏观视野，又有民间的客观冷静。这些发表于著名纪实性杂志《炎黄春秋》的文章，致力于匡正教科书的偏误，挖掘过去年代有意或无意掩盖的真实历史，全面提供了观察中国政治、经济与生活变化的新视角，诸多真知灼见也闪耀其间。

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本书特色

这本书里所选的文章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中一个又一个重大事件，发表于著名的历史类杂志《炎黄春秋》。《炎黄春秋》是追求历史真实的刊物，多年来，它既致力于匡正过去历史教科书的偏误，又致力挖掘过去年代有意或无意掩盖下的真实历史。这本书是从《炎黄春秋》中精选出来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是这本书的特点。

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目录

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节选

一、春天农村改革
胡耀邦与万里在农村改革中
在胡耀邦辞世8年后——1997年10月10日，万里在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几位同志采访时，满怀深情地回忆道：“我1980年到书记处分管农业，当时相当作难，可以说动辄得咎。多亏耀邦全力支持，主动配合。我们俩很谈得来，观点特别一致。好多事我们一商量，呼噜噜就干起来了，一次又一次冲破难关。如果没有耀邦，那就不好办了。”
万里对采访者说：“我离休后一般不接见记者，因为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到处去发表议论。但你们是研究党史的，可以对你们讲讲当时的真情。”
一、农村改革的开端
的确，万里这番话，深切地道出了胡耀邦与中国农村改革风云的真情。
从农村改革的整个进程来看，“包产到户”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核心问题。这一步棋非同小可，不仅使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活了过来，整个中国的局面也因此而全盘皆活。万里*早坚定地认准了这一点，力排众议，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坚决支持农民的行动，因此他成了公认的农村改革的大将，农村改革的进程多次留下了他性格和作风的印记。但是，如果没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邓小平的支持，如果没有当时中央党政一把手的支持，万里遇到的困难不知要大多少倍，甚至包产到户还有再一次夭折的危险。回顾这一段历史，胡耀邦对万里无所不在的全力协助、多种多样的主动配合，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
1980年2月，万里从安徽被调回北京，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农村工作。在此之前，胡耀邦和万里没有共过事，但他们有一段相仿的经历。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以极大的决心和毅力排除万难开展治理整顿，曾点将指派他们二人分别到科学院和铁道部去挂帅。一个大刀阔斧，一个雷厉风行，都干得很出色。可惜这场“改革的预演”不久即因“四人帮”的破坏而夭折，邓小平又一次被迫下台，他们二人也作为邓的“黑干将”又一次被打倒了。
现在，胡耀邦对万里的新任期望很高，他多次引用民谣：“要吃米，找万里！”不无幽默地说：“让万里管农业，是农民推荐的嘛！”
1977年6月万里再次复出，任粉碎“四人帮”后的安徽省委**书记。两年多来，充分显示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拨乱反正的决心、无所畏惧的勇气和雷厉风行的作风。
他突破了“左”的思想框框，经过调查研究，制定了“安徽省委六条”，顶住“学大寨”、“穷过渡”的压力，强调以生产为中心，强调尊重生产队和农民的自主权；他又突破“六条”本身不合理的条款，纠正不许联产计酬的片面做法，支持农民包产到组；他针对1978年安徽大旱的特殊情况，反对“打肿脸充胖子”，采取“借地种麦”的特殊措施，从而诱发了农民包产到户的行动，支持农民实现新的突破。
他力排众议，对激烈争论的肥西山南区的包产到户加以保护，确定山南为省委的试点：
“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后又亲赴小岗村考察“包干到户”，给予*坚决的支持；他开完十一届五中全会就赶回合肥，从1月2日至11日召开省委扩大工作会议，集中解决领导干部对包产到户的认识问题，并公布了他在省人代会的报告，把“包产到户”称为“定产到田，责任到户”，宣布“责任到户也是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实行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没有涉及所有制的变动，同分田单干有原则的区别”。
至此，万里已经为农村改革闯出一条新路，使农业的经营体制冲出计划经济大统一的局面，突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使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公开化、合法化。就像粮票一样可以流通，畅行无阻。不过这还只是“地方粮票”，只能在安徽境内流通罢了。
当然，改革的道路是充满荆棘、阻力重重的。有人攻击他是“刘少奇路线复辟，曾希圣阴魂不散！”有人发誓：“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才3年，就把社会主义的江山糟蹋了，老牛会讲话，也会到北京去告状！”肥西县部分干部居然作出“决定”，发红头文件纠正允许山南包产到户试点的所谓错误，遭到广大农民强烈的反抗，不得不又作出另一个决定，来纠正这个纠错的错误。对这一切，万里处之泰然，没有皱过一下眉头。
二、配合默契
调到北京以后，万里发现自己的处境比在安徽要困难得多，京城不比外省，斥责包产到户的呼声不只是小小的杂音，明目张胆反对包产到户而自行其是的更不只是小小的县委，尽管万里天不怕地不怕，但对方念起农业文件上的两个“不许”的“紧箍咒”，他不能不感到头疼。特别是农口的主要机构国家农委和农业部，念的还是学大寨的那一本经，抵制包产到户的大有人在，似乎越往上比重越大，理由越多，态度越坚决。农口一份有影响的刊物在1980年2、3两期连续发表重点文章，攻击包产到户违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同刚兼农委主任的万里唱对台戏。他离开安徽以后，新去的省委主要领导也改变了态度，先是拒绝反驳攻击包产到户的文章用安徽省委政研室的名义发表，紧接着又先后召开蚌埠、芜湖、巢湖3个片会，指责包产到户是工团主义，机会主义，小恩小惠。包产到户和大包干面*广的凤阳和整个滁县地区压力很大。这对万里来说，简直等于后院失火。但是，更多的农民在更多的地方行动起来，“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到户稳不住”，已成为不可遏制的浪潮，万里一直坚定地站在这个历史浪潮的潮头。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5月发表了重要谈话，热情支持肥西和凤阳的包产到户，并指出当前主要是思想不解放。这是对包产到户*有力的支持和肯定。但是争论并没有因此止息。包产到户越发展，反对的声浪越高，不过当时毕竟已经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农民受过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洗礼，变得更聪明，也更有勇气，只要让他有自主权，他就会不声不响把包产到组变成包产到户。包产到户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公社化的过程中出现，证明家庭经营的确是我们几千年农耕文明和传统文化一个难以磨灭的特征。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过早完全否定家庭经营的作用，终于导致它本身的被否定。但是在1980年，公社仍然固若金汤，站在农民一边明确支持包产到户的领导者，为数十分的少，因此处境暂时比较孤立，受到习惯势力的攻击。在这种形势中，万里得到了胡耀邦的有力支持和策应。
1980年7月11日至12日，胡耀邦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到农村政策时说：“中央不反对搞包产到户。”“我们不要把包产到户同单干混为一谈，即使是单干，也不能把它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不要一提到单干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说单干就等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单干户，也就是个体所有制的农民，已不同于旧社会的小农经济，它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是密切联系着的，它本身没有剥削，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发展到资本主义。不要自己吓自己。”
胡耀邦点出人们往往产生的概念上的糊涂：“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种误解，就是把劳动方式（集体劳动或者分散劳动，伙干或单干）同所有制混为一谈，认为搞社会主义什么事情都必须集体劳动，一起伙干。如果分散劳动，一个人单独干，就是单干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
他列举情况说：“农奴社会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分散干，而是集体劳动，一块地里有七八个农奴一起干，一个人看着。相反，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但在某些情况下还只能一个人单干，例如汽车司机就是一个人单干，独立劳动。有些农活也只能一个人单独干，这并不影响到所有制的性质。”
胡耀邦还提到以往的教训：“我们前些年搞那个大呼隆，二三十人，三四十人，一起下地，名曰集体劳动，实际是集体窝工、磨洋工，上午搞这块地，下午还是搞这块地。这样搞了一二十年，搞得没有饭吃。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啊！”
万里与胡耀邦在农村政策问题上早就有过交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万里见到农业文件的**稿时，就曾去找胡耀邦说：“文件上的三个‘可以’，体现了解放思想，我赞成。两个‘不许’，束缚农民手脚，应当取消。”胡耀邦答应他找起草文件的同志反映，但是没有被采纳。
胡耀邦对农村改革是热情支持的，但对农民如此强烈、如此执著地要求包产到户却缺少具体的体会。1979年冬，他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王耕今托人转给他的一份调查材料，是安徽省政协委员郭崇毅写的，生动地叙述了安徽肥西山南包产到户的曲折过程，才使他对此有了深刻的印象。万里到书记处工作后，他们朝夕相处，配合默契，情谊日深。他们都是豪爽真诚的人，胡耀邦原来见万里大大咧咧，心想这个山东硬汉一定是举重若轻，不会有什么难倒他的事，后来才了解还有这么一道“紧箍咒”。万里对胡耀邦说：“农民的行动是正义的，我们支持农民却成了违背宪法、违背中央决定的事，这样下去怎么行呐！”胡耀邦立即表示要从各个方面同他一起共同解决这个难题。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胡耀邦主持？召开各省、区、市党委**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在会上引起很大的分歧和争论，被称做“阳关道和独木桥”之争。
胡耀邦和万里共同认定，各省**把手的态度是问题的关键。经商定，胡去西北，万里去东北，一个省一个省地做领导班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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