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内容简介

本书多位作者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重大事件的决策，记录了一个又一个非凡的历史瞬间，既有官家的宏观视野，又有民间的客观冷静。这些发表于著名纪实性杂志《炎黄春秋》的文章，致力于匡正教科书的偏误，挖掘过去年代有意或无意掩盖的真实历史，全面提供了观察中国政治、经济与生活变化的新视角，诸多真知灼见也闪耀其间。

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本书特色

这本书里所选的文章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中一个又一个重大事件，发表于著名的历史类杂志《炎黄春秋》。《炎黄春秋》是追求历史真实的刊物，多年来，它既致力于匡正过去历史教科书的偏误，又致力挖掘过去年代有意或无意掩盖下的真实历史。这本书是从《炎黄春秋》中精选出来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是这本书的特点。

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目录

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节选

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7～1982年，我先后任中央党校校刊编辑室副主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在胡耀邦同志领导下，分管《理论动态》的工作，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情况比较熟悉。下面就我在理研室和《理论动态》工作中所接触到的一些情况作一些简要的回顾。
邓小平打破“两个凡是”禁锢。胡耀邦站在思想解放*前列
早在1977年4月，邓小平就针对“两个凡是”，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点燃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火炬。后来他又多次表明反对“两个凡是”的立场和态度。1978年5月，当胡耀邦和《理论动态》开展真理标准讨论面临着巨大压力时，邓小平鲜明而坚决地表示对这一讨论的支持，说《理论动态》是好班子，读了一些书，不要搞散了。他说他原来没有注意这篇文章，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正是小平同志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抓住全党全国*紧迫的决定性环节，作出了战略决断。而耀邦同志则是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站在思想解放运动*前列的冲锋陷阵的勇士。
胡耀邦是在“文革”结束之后，走上党校领导岗位的（中共中央党校1977年3月复校，3月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他以大无畏的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抓了几件可以称之为真理标准讨论的序幕的大事：
**，把学风建设放在首位。1977年6月4日，耀邦同志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我注意的是，三五年把科学态度搞好。这个搞不好，我们党还可能走弯路。”这里所讲的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正是站在这样的高度来抓党校的复校工作的。
第二，在耀邦同志的支持和领导下，中央党校首先揭开康生问题的盖子。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内，康生在中央党校扶植的领导班子还在台上，上面还有人保，要揭发康生，也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的。当中央党校一些同志给康生贴小字报时，耀邦说：“既不提倡，也不禁止。校内外同志都可以看。”通过在校学员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播到全国，形成势不可当之势。后来中央党校揭批查办公室整理了群众揭发的康生材料，直接报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导致三中全会揭露康生问题，由中央纪委立案调查处理。
第三，耀邦同志领导下的中央党校率先吹起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号角。在校内揭、批、查的基础上，耀邦亲自领导着手平反党校的冤假错案，首先是为被康生、陈伯达等人打成“反动组织”涉及几百人的一个群众组织平了反，进而为50年代被错划成“右派分子”的99名学员和工作人员平了反。这两件事在全国起了示范和带头作用。1977年10月7日，在粉碎“四人帮”一周年时，《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杨逢春、叶扬、陈中的署名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此文是耀邦同志亲自策划指导，根据他的谈话精神写成初稿，前后修改达17次（《人民日报》的同志也参加了修改）才定稿。
第四，耀邦同志倡议并亲自指导创办中央党校内部理论刊物《理论动态》，并把它作为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重要阵地。《理论动态》于1977年7月15日创刊，发行主要对象是地级领导干部，后来扩大到基层。《理论动态》创刊后，由于注意抓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敢于破除迷信，说真话。受到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热烈欢迎，老同志反应尤为强烈，发行量剧增。很多重要文章，先后被中央各报以“特约评论员”“本报评论员”“社论”名义转载，新华社转发全国，成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号角。
第五，在中央党校教学中，耀邦同志*早提出哲学课与党史课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977年11月的哲学课程批评了过去10年来以个人迷信取消实践检验，用权力标准代替实践标准的做法；1977年9月22日，耀邦同志听取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党建教研室汇报时就明确提出，党史要着重讨论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一些问题，“*好能写出个稿子，当文章发表也可以”。后来他布置成立一个组（吴江任组长，缪楚黄、周逸任副组长），提议先搞出个方案来。对编写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978年1月中旬，小组根据耀邦提出的指导思想和设计的框架写出初稿，明确提出：“应当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是非的唯一标准，对‘文化大革命’应采取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当时对“文化大革命”还是持肯定态度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才改变了对“文革”的看法）。胡耀邦12月26日对这个提要作了批示：“拿给大家讨论去，议论纷纷，有好处。”之后，编写组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对这个提纲又作了充实和修改，在吴江主持下邀请部分学员代表座谈征求意见。1978年4月中旬，中央党校校委决定把写成的二稿，在“党的学说”的10天课程中发给学员阅读、讨论。这样不仅使学员初步掌握了真理标准，推动了他们的思想解放，而且通过他们，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积极的广泛的影响。
第六，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前，耀邦同志就组织了两篇明确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篇是邵华泽所写的《文风和认识路线》，《理论动态》第31期（1977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1978年1月9日转载。这是在拨乱反正中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并联系实际加以阐述的*早的一篇文章，所以胡耀邦非常重视，并给予肯定的评价。他对我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把文风问题提到认识论的高度，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粉碎‘四人帮’后，需要拨乱反正的问题很多，就是要把认识路线、思想路线、真理标准问题作为突破口，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还可组织一系列的文章。”第二篇文章是孙长江（时为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所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初标题是《实践是检验路线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划掉“路线是非和”几个字）。此文是较早（1978年初）系统、全面地从理论上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立足点也比较高。1978年4月孙长江应邀去《光明日报》参加对胡福明的文章修改时，就是以这篇文章为基础，与胡福明的文章“捏”在一起的。
所有这些都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前奏，它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起了示范和带头作用。
胡耀邦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直接组织者、推动者
耀邦同志对《实》文的定稿和发表起了决定作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用实践标准来检验一切是他一贯的思想。他不仅提出来，而且党校复校后在教学中，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中都积极地加以贯彻。他为思想解放运动做了大量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工作，以真理标准问题为突破口，组织写了一系列文章。所以他批准《实》文的发表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他对理研室两次排印的《实》文送审清样，不仅迅速批准，而且5月6日还专门召开动态组会议（冯文彬、陈维仁和我参加），再次对文稿作了认真的推敲，他说：“一定要严格把关，万无一失。”表现了对这件事严肃的高度负责精神。
耀邦同志一贯重视理论界、新闻界协同行动（重要文章用特约评论员名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新华社发通稿）的方法，并指定我多做这方面的协调、组织、沟通工作，强调这是值得提倡的好方法。《理论动态》中很多重要文章都是采用这种方法，这就大大地扩大了文章的影响和作用。以新华社为例，从1978年以来，差不多半个月就开一次“理论动态”与“新华社国内部”的碰头会（由我与王聚武或吴振坤及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参加，后来由副主任李峰参加），互通情报，议论选题。这一不成文的制度，在我在职时就坚持了5年，碰头达百次以上。我们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以及中央编译局、国家科委、中组部研究室等也经常保持着这样的联系。有的由耀邦同志主持开会，共同参加，共同商定选题。文章写成后，又共同参与修改，搜集反映。这种平等协商、集思广益的方法是耀邦同志历来提倡的群众路线的方法，也是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向纵深发展的方法，所以得到耀邦同志充分的肯定。
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它不止是一篇文章，而是一系列的文章。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在耀邦同志的直接指导下，按照总体设计，“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打歼灭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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