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 内容简介

他是教会大学的*后一批学生，也是新中国培养的**批学者
他专攻民族学，也受过历史学的训练
他曾受西方理念影响，也有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熏染
他矢志于学术研究，也始终关注现实
他屡次被边缘化，却一再回归中心
他尊重师辈，提携后辈，承上而启下
时代激荡下，一个学者跌宕曲折的一生，一个群体厚重无言的剪影
内容简介
个人是时代的影子。作为一个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民族学学者，李绍明的一生与国家政治紧密相连。本书中，他讲述了自己七十余年的曲折经历：从考上华西大学，辗转三校完成学业，到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活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三起三落，直至拨乱反正后重新焕发学术活力。沉浮之间，折射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的发展历程，描画了建国以来中国民族工作的发展轨迹。

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 本书特色

他是教会大学的*后一批学生，也是新中国培养的**批学者，他专攻民族学，也受过历史学的训练，他曾受西方理念影响，也有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熏染，他矢志于学术研究，也始终关注现实，他屡次被边缘化，却一再回归中心，他尊重师辈，提携后辈，承上而启下。时代激荡下，一个学者跌宕曲折的一生，一个群体厚重无言的剪影！

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 目录

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 节选

**章我的少年时代
01．出关是个苦差事
问：我看到过以前对您的访谈，主要谈的是您的学术经历，这次我想谈得更宽一点，想请您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并结合这个学科（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经历来谈谈。
李：好，好。
问：那就从您小时候开始聊吧。您是土家族，那老家在哪？
李：土家族在我出生之前、包括我出生后的这代人，都没有被认定为一个少数民族。土家是个民族，是1950年的国庆节湘西的代表田心桃去北京开会时首次提出的事。被识别出来是潘光旦先生等人去了以后，50年代的时候才有这摊事。那个时候在我们老家，当时不说是土家，说是苗族。这个地方在潘光旦先生等人去以前，倒是都认为是少数民族，但究竟是什么少数民族还不知道，只说是苗族，但这个“苗”是很广泛的（说法），是个少数民族的代称。比如仲家的“苗”，水家的“苗”，什么都是“苗”，它成为一个少数民族的代称。那么，我们这代听说自己的先民都是“苗”，但不知道是“土家”，没有这样的叫法。一直到潘先生1955年写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这篇文章之后，才确定“土家”这个名，1957年中央才确定了这个民族。土家以前也叫“土民”，土民就是“土著人”的意思。
我本人不是出生在老家，我的父亲是。老家就是现在重庆市的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那个时候不叫这个名字，叫做秀山县。我父亲出生在这里，他叫李亨，清末出生的。他出生的时候家庭比较贫苦了，但也不是很穷，如果按新中国成立后划分成分的标准来看的话，可能属于中农。家里还是有点田地，不多。我们这个李姓家族，在秀山是个大姓。听说以前家里还是很有钱的，但到我祖父的时候已经败落了，怎么败落的不知道。我父亲那个时候上过私塾，清末那个时候，这个地方是没有新式小学的，是比较偏僻的地方。
问：是在秀山县里的私塾？
李：不是，私塾是乡里的，教四书五经嘛。有一个老师、一些儿童嘛，念《三字经》什么，受的是传统的国学教育。秀山这个地方虽然是少数民族地区，但清朝乾隆的时候就已经改土归流了，而且那个地方离县城也不太远，大概是十多二十公里的样子，不算很偏僻，所以在那里汉学教育已经有了。就这样我父亲在老家受了一点初级教育，可是他很勤奋，后来是自学成才的。
后来，他年纪大了一点，可能十多岁不到二十岁的样子，就去了酉阳。酉阳那个时候是个州，州给（四川方言，“和”的意思）县不同，酉阳当时是个直隶州，好像就是现在地区一级的，它管下面的县，秀山就是酉阳州管辖的一个县。酉阳州以前有酉阳土司，是一个土家族比较大的土司，土司下面管了四个长官司，也是土司，不过是小土司。我们那个地方，以前是土司管辖的地方，但清末的时候土司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实际上清朝政府已经进去了，已经管了那个地方，汉文化已经进去了。
酉阳州清末已经办了新式学校了，这个学校现在还很有名。（问：酉阳**中学？）对。但是那个时候不叫中学，就叫学堂，一个新式学堂，叫酉属学堂。我父亲去酉阳后，正好学堂招收工友去做工。干什么呢？上课的时候要敲钟，到时间了就打钟，下课上课都要打。当然也不止是这一个任务，他给我讲，打钟以后还有一些杂事。这些事很快就做（完）了，于是他就去旁听，跟着那些班去旁听。所以他在学堂里又自学了东西。
他在酉阳的时候，当时大概是1905年，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吴嘉谟去了那。吴嘉谟不是酉阳人，具体他为什么去酉阳，我也不知道，大概给办学有关嘛，以后我想也可能跟赵藩有关。赵藩是谁？剑川的白族，做过四川的盐茶道，当时是酉阳州的知州，他在那做知州的时候，吴嘉谟为与办学有关的事去的。这个赵藩呢，还写了武侯祠里那副对联，很有名的一副对联。毛泽东去了武侯祠看了这副对联后，把这副对联记了下来，叫每个到四川做大官的人都要去成都武侯祠看这副对联。这副对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所以呢，吴嘉谟去过酉阳的那个学校，学校在龙潭，是个镇，离酉阳县城不远。我父亲就是在那里认识了吴嘉谟的。吴嘉谟喜欢我父亲的勤奋，看见这个小青年还不错，做了自-己的工作之外还旁听，所以后来他回到成都时，就把我父亲带到了成都，（在）他身边做点打杂的事。1907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来成都以后，委派吴嘉谟做关外学务局的总办。关外学务局是西康准备建省前，川滇边务大臣衙门下面的一个局，负责办学的，是管文化教育的一个机构。吴嘉谟任总办，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厅长。他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就招一批人到关外去办学，我父亲也就随他参加到这个行列中来。
吴嘉谟出关的时候，问我父亲愿不愿意去，因为这是个苦差事。我父亲就这么自愿去了。那个时候到康定以西的地方去叫“出关”。这就像北方叫“走西口”一样，或者叫“出口”，比如出古北口、娘子关，到了口外了。四川叫“出关”，就是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出去以后整个文化概念就完全不一样了。
问：当时“关”可能意味着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而是文化中心区和文化边缘区的关系，或是汉族地区和非汉族地区的关系。那么，“关”这个概念似乎与民族国家的“疆域”不同。
李：“出关”我不讲它的原意，不同时代有不同意义，比如明朝后期出山海关，出了明朝管辖范围到了后金，它已经是与明朝并立的国了，它衰落的时候由明朝统治的，但势力强大了就脱离掉。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固定的“国”的概念，不知道变了多少次．每个王朝“国”的概念完全不一样，疆域不一样，管辖的范围也不一样。民族是变动的，疆域也是变动的。在山西叫“走西口”，走到内外蒙古，“口”主要指古北口。四川就叫“出关”，康定以西有个“茶关”，茶马贸易的一个关，出了关民族就不一样了，风俗习惯不一样了，但是它不是出国。关有的时候与国家的概念是一致的，但是在清代出关是出到另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们四川省“关”的具体概念是出茶关，打箭炉以外。打箭炉还不是。
问：（打箭炉）在哪里？
李：康定在当时就叫打箭炉，传说诸葛亮在那里造过箭。
问：*开始出关就是为了茶马贸易吧，主要是经济商贸吧？
李：很少有人去那里当农民嘛，也有人为了从军和当官。
问：是从赵尔丰那个时代才有的吗？
李：不，时间很长了。汉人去那时间比较长，但不是直接治理的，因为它还有土司。康区有四大土司，明正土司、巴塘土司、理塘土司和德格土司，大土司下面还有小土司，它是羁縻统治。四大土司谁管？打箭炉厅。厅是什么？县一级的机构，设在商贸交通要道。打箭炉厅要管四个土司。打箭炉还不算出关。当时从四川到西藏，中央要供应驿站的粮食，在西藏不驻兵，但却在西藏派有中央的驻藏办事大臣这套机构。粮食的供应靠内地，西藏没法供应，还有日用品。所以（清）王朝就在康区重要地方设立很多粮员，又称粮道，性质就是粮食转运站的站长，地位也是县一级的，巴塘、理塘都有。实际上他们是代表中央派驻地方这个系统的，由满、汉官员担任，不能用少数民族任。这是控制粮道的，也兼管当地治安、土司等，但他们没有处理权，处理权在打箭炉厅，这是个衙门。赵尔丰去之前是这样的，他去以后改土归流了，建立了府、州、县，这样就完全掌握了政权。
问：这么说出关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
李：啊，很艰辛。出了关以后那就不知道能不能回来喽。在云南这叫“走夷边”。走夷边呢多是当时没有办法的了，家里富裕的，谁还走夷边呢？
问：那云南的“走夷边”应该划到哪个范围？
李：就是走到“江外”，红河以外就是夷边，怒江以外就是夷边呐。红河以外现在是红河州、西双版纳州、思茅地区那么很大一块；怒江以外是现在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南边的临沧地区就是边疆地区。在当时人看来都是非常苦的差事，一个安土重迁的农业民族中的一员是要下很大的决心才会出关的。
我父亲一直走到巴塘，巴塘是现在的叫法，那个时候叫巴安。这个地方本来的藏名就叫巴塘，赵尔丰去了以后才改叫巴安，就是巴塘安定的意思。
……

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 作者简介

李绍明，1933年生，土家族。1950年入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5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民族学专业，1954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民族问题研究班。担任四川大学、云南大学与西南民族大学兼职教授，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学术顾问、研究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民族学科规划组成员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委、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会长。主持过横断山区“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致力于“藏彝走廊”民族综合研究，倡议“南方丝绸之路”、“康巴学”的学术构想。代表作包括：《凉山彝族奴隶社会》（总纂），《羌族史》（合著），《川东酉水土家》（主编），以及《李绍明民族学文选》、《巴蜀民族史论集》、《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