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要情参阅》直面社会发展转型和改革所面临的挑战与危机,提供全面、实用的国内外政治、经济资讯,挖掘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探讨改革过程中隐藏或者可能爆发的种种重大问题。
《改革要情参阅》关注改革热点与难点,汇集各阶层对改革的诉求,借鉴海外启示,梳理改革经验,探讨改革路径,讲真话、切时弊、出对策、为各级决策者和产官学媒搭建起信息交流以及探索和推动改革的平台。
《改革要情参阅》以中央权威研究机构和宏观决策部门的一流专家学者、高级智囊和政府官员为作者群,这也是决定了其内容的权威性、科学性和广泛性。
重大政策出台的台前幕后,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大问题。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谁不改革,谁就下台。
——邓小平
《改革要情参阅(第4辑)》内容简介:《改革要情参阅》直面社会发展转型和改革所面临的挑战与危机,提供全面、实用的国内外政治、经济资讯,挖掘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探讨改革过程中隐藏或者可能爆发的种种重大问题。《改革要情参阅》关注改革热点与难点,汇集各阶层对改革的诉求,借鉴海外启示,梳理改革经验,探讨改革路径,讲真话、切时弊、出对策、为各级决策者和产官学媒搭建起信息交流以及探索和推动改革的平台。《改革要情参阅》以中央权威研究机构和宏观决策部门的一流专家学者、高级智囊和政府官员为作者群,这也是决定了其内容的权威性、科学性和广泛性。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体制掣肘王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谈到仪征对“选官”制度的探索,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于利中认为:“仪征的成功,很重要在于仪征市委班子、领导敢于做权力的自我剥夺者。”从各地正在铺开的各类试点看,一些试点可持续性差,好的做法没能坚持下来。为什么?问题恐怕也就在此。然而,这种主要靠领导个人素养推动的改革又能在多大的范围、多深的层面推进呢?从1982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以来,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不少突破性进展,但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却屡禁不止。党政干部人选决定权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中、选任方式变相成为任命制,仍是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瓶颈”问题。干部人事改革与政治改革要相适应北京大学电子政务研究院院长杨凤春研究员认为,仪征的试验是以公开选拔、公开推荐、公推直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帮助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往前迈了一步。在这方面,还可以往前走,比如,从公推小行政长官逐步向大行政长官选举推进。国家行政学院宪法学教授任进则指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开放式的,如果不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相适应、不和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相适应,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不会走很远的。任进教授虽未进一步展开他的判断,但其中的逻辑是不难辨析的。正像有学者分析的那样,由于政府治理既涉及政府内部事务的管理,又涉及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对组织管理民主而言,它意味着组织中的多数员工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行使管理权;而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层面来说,民主则意味着多数国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行使管理权。前者是管理的民主,意味着政府组织内部的成员有权并且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化渠道参与内部管理;后者是政治的民主,意味着公民有权利并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参与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管理民主意味着组织成员的偏好和利益可以较大程度地满足,它与政治民主间的逻辑困境可能就是:“内部人”能否推动公共组织的目标和行为趋向公共利益,‘而管理民主是不可能自觉地走向政治民主。如果因为“选官”制度只是在某个层面引入了“群众参与”就一概而论地说它就是政治民主的体现,并因此不再推进政治民主,那么这种“选官”制度的改革终究也走不长远。听取了仪征“选官”制度改革的情况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石小敏先生不由得想起1987年的政治改革。那一年曾在各部委取消党组,只有两个部委保留。当时有个理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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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体制掣肘王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谈到仪征对“选官”制度的探索,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于利中认为:“仪征的成功,很重要在于仪征市委班子、领导敢于做权力的自我剥夺者。”从各地正在铺开的各类试点看,一些试点可持续性差,好的做法没能坚持下来。为什么?问题恐怕也就在此。然而,这种主要靠领导个人素养推动的改革又能在多大的范围、多深的层面推进呢?从1982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以来,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不少突破性进展,但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却屡禁不止。党政干部人选决定权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中、选任方式变相成为任命制,仍是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瓶颈”问题。干部人事改革与政治改革要相适应北京大学电子政务研究院院长杨凤春研究员认为,仪征的试验是以公开选拔、公开推荐、公推直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帮助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往前迈了一步。在这方面,还可以往前走,比如,从公推小行政长官逐步向大行政长官选举推进。国家行政学院宪法学教授任进则指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开放式的,如果不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相适应、不和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相适应,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不会走很远的。任进教授虽未进一步展开他的判断,但其中的逻辑是不难辨析的。正像有学者分析的那样,由于政府治理既涉及政府内部事务的管理,又涉及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对组织管理民主而言,它意味着组织中的多数员工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行使管理权;而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层面来说,民主则意味着多数国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行使管理权。前者是管理的民主,意味着政府组织内部的成员有权并且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化渠道参与内部管理;后者是政治的民主,意味着公民有权利并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参与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管理民主意味着组织成员的偏好和利益可以较大程度地满足,它与政治民主间的逻辑困境可能就是:“内部人”能否推动公共组织的目标和行为趋向公共利益,‘而管理民主是不可能自觉地走向政治民主。如果因为“选官”制度只是在某个层面引入了“群众参与”就一概而论地说它就是政治民主的体现,并因此不再推进政治民主,那么这种“选官”制度的改革终究也走不长远。听取了仪征“选官”制度改革的情况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石小敏先生不由得想起1987年的政治改革。那一年曾在各部委取消党组,只有两个部委保留。当时有个理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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