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民族与中国农村基层政治-蚌岚河槽60年-政治军事-社会科学-太极之巅书单号

书刊介绍

国家.民族与中国农村基层政治-蚌岚河槽60年本书特色

《国家、民族与中国农村基层政治:蚌岚河槽60年》：中山大学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早复办社会学专业的学校之一，具有社会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中山大学社会学的学术渊源可以追溯到早期国立中山大学和私立岭南大学，现形成了注重学科规范和专业素质、强调社会调查和田野经验以及严谨务实的学术传统。中山大学在经济社会学、消费社会学、人口与社会发展、社区研究等领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发展方向，是中国南方社会学的教学研究重镇。

国家.民族与中国农村基层政治-蚌岚河槽60年内容简介

本书依据2001～2006年对云南少数民族行政村蚌岚河槽的田野调查，透过该村三代村干部从政经历的口述故事、村民的叙述和档案资料，探讨中国农村基层政治60年变迁，从而理解社会主义国家是如何改变1949年前蚌岚河槽主族控制和抱摸控制的村落政治局面，如何打造新的国家政权以及它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新变化。

国家.民族与中国农村基层政治-蚌岚河槽60年目录

绪言
一问题的缘起
二本研究所要研究的问题
**章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省思
一理论视角
（一）国家—社会关系理论
（二）权力与文化宰制
二研究方法
（一）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
（二）具体的研究方法
（三）研究方法省思
三小结
第二章进村（1949年以前）——主族控制下的族群杂居村落
一逃难进村
（一）战火纷飞
（二）流离安身
二蚌岚河槽与槽区各族群
（一）蚌岚河槽
（二）族群隔阂
（三）艰难时期
三主族控制
（一）主族与主族帮派
（二）抱摸操控
（三）瞎马成气候
四小结
第三章扎根（解放—土改）——干部统制与民族身份打造
一解放
（一）占山为“匪”
（二）解放
二干部统制的初步确立
（一）“旧干部”发动“小土改”
（二）抱摸“闹五海”
（三）形塑少数民族土改骨干
（四）清匪反霸
三打造沙民族
（一）联合打野猪
（二）联合斗垮王四聋子
（三）划分阶级成分与“土地回家”
（四）民族识别
四小结
第四章磨难（合作社—人民公社）——阶级斗争扩大化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破灭
一征粮与阶级斗争扩大化
（一）党的建设
（二）征粮与抗争
（三）阶级斗争扩大化
（四）大饥荒
二“建社”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破灭
（一）秋季建社高潮
（二）高级社
（三）“**次磨难”
三干部统制危机与国家权威重建
（一）“倒退”
（二）继续革命
（三）村干部受难
四小结
第五章致富（20世纪80年代）——大包干与“原始落后”的少数民族
一农林承包与民族冲突
（一）土地包产到户
（二）“林业三定”
（三）化解民族矛盾
二财政包干与清理木料
（一）“三把斧头”
（二）堵截木料
（三）木料大清理
（四）复出与征粮提款
三“原始落后”的少数民族
（一）改变原始生产方式
（二）改变原始生活方式
（三）村干部经商与**次下台
四小结
第六章扶贫（20世纪90年代）——“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与农业商业化
一“四不通”与“扶贫路”
（一）“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
（二）复出与“扶贫路”
（三）第二次下台与“拍卖磨坊”
二农业商业化与“烂尾工程”
（一）长官意志与“种甘蔗”
（二）村民直选与“种洋芋”
（三）“烂尾工程”与第三次下台
三干部统制新衰变
（一）扶贫经营政治
（二）扶贫经营政治的后果
四小结
第七章挫败（21世纪）——“愚昧落后”的少数民族与政绩工程
一“三通四不通”
（一）“贫穷落后”素质论
（二）智力扶贫与自我贬抑
二“两项林业工程”与盗伐森林
（一）经营“两项林业工程”
（二）出力不讨好的村干部
（三）“苦肉计”
（四）“顶风作案”
三政绩工程
（一）班子建设与第二届村委会选举
（二）“云岭先锋”与“政绩路”
（三）“青刀豆泡汤”
（四）村干部出走
四小结
结论——干部统制的形成与扶贫经营政治
一干部统制的形成
（一）初步建立干部统制
（二）干部统制的*终确立及其危机
二扶贫经营政治
（一）干部统制的新衰变
（二）扶贫经营政治的社会后果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参考文献
后记

国家.民族与中国农村基层政治-蚌岚河槽60年节选

《国家、民族与中国农村基层政治:蚌岚河槽60年》依据2001～2006年对云南少数民族行政村蚌岚河槽的田野调查，透过该村三代村干部从政经历的口述故事、村民的叙述和档案资料，探讨中国农村基层政治60年的变迁，从而理解社会主义国家是如何改变1949年以前蚌岚河槽主族控制和抱摸操控的村落政治局面，如何打造新的国家政权，以及它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新变化。

国家.民族与中国农村基层政治-蚌岚河槽60年相关资料

插图：总之，族群（ethnic group）是从历史传统和文化特征上彼此区分的群体概念，族群概念是相对的，其指称范围可大可小，可以随着参照对象的改变而改变；而民族（nation）是从政治体制和现代国家主权上强制划分的群体范畴，民族含义是法定、绝对的，不能也不许随意变更（谌华玉，2005）。我正是从族群及其共同文化规范的角度，理解1949年前槽区的族群界限和族群内部权力的文化网络；我采用国家意识形态论述及文化权力实践打造（making）民族身份，消除族群历史隔阂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国家族群的民族建构过程。我将未经民族国家打造（打造前）的人类生活共同体视为不同文化的族群；将以国家为本建构的社会政治共同体视为民族（国族）。前面讨论权力／知识实践与发展的关系时，已经阐述了发展论述是如何将西方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建构成为低度发展（边缘）地区，并将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民塑造成为“贫穷落后”的他者形象（主体客体化）。这些观点对于我深入理解发展论述对少数民族“贫穷落后”的文化身份建构颇有启发。国外学者的中国研究表明（怀特，2001；Schein，2000），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以来），根源于“进步”、“发达”的发展主义论述在建构少数民族“贫穷落后”的身份地位方面发挥了特别有力的作用。怀特（2001）认为现代等级制度论述从根本上与“现代性”、“发达”和“进步”有关，反映了三方面的认识论：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构想，将现代化等同于经济发达或发展成就（GDP），并认为这一切都是通过科技力量取得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国家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发展观”等都是典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构想。二是强调直线发展的社会进化论意识形态，按照这个标准，汉族文化比少数民族文化先进，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是原始落后的。三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汉族文化被认为是文明的，而非汉族的少数民族文化始终被认为是“野蛮的”。后记首先感谢曾经与我深度交往的每一位槽区农民，从他们身上汲取的能量支撑我完成了本书。陈玉清父子、李小才一家、王胜利一家三口都印刻在我心里。能够亲密接触少数族群的生活世界，同情他们的命运，富足我的生命历程，这得益于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和香港理工大学给我的广阔天地和机遇。早在2001年底，阮曾媛琪教授偕同杨锡聪先生进入云南洛河乡，与此同时，也把我引入了那神秘广袤的乡村大世界。阮教授对中国社会工作和普通老百姓的那份真挚的爱和深重的责任感始终激励着我。古学斌博士既是我的硕士、博士导师，也是在槽区工作六年的同事。他德识俱佳，且能诲人不倦，对我这一拙人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十分尊重我的研究兴趣（选题、研究方法、书写等），使我得以“轻松”地在理论与田野中交相往复，奇思异想。在村寨里、旅途中、课堂上、闲聊时，我都得到了他最精心的指导。同时，我也受惠于很多县乡领导为我的研究提供的诸多便利。我还要感谢北京大学王思斌教授、香港科技大学Alvin Yiu-cheong So教授、香港理工大学何国良副教授，他们仔细阅读了我的书稿并提出许多颇具建设性的意见，这对我修改书稿帮助很大。我的家人以他们浸满亲情的方式默默地支持着我。母亲的在天之灵冥冥中保佑着我，妻子帮我仔细校对了每个字词和标点符号，儿子曾两次随我进村，为我绘制了文中的地图和简笔画。博士班（尤其是师兄吴永毅）、硕士班的同学及绿寨的项目工作员也都为我付出了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