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 内容简介

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有政治活动力、组织力及创造力的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两度合作，两度分裂，从化友为敌到化敌为友，从兄弟协力到兵戎相见，从党争政争的文斗到战场厮杀的武斗，他们各自都在以自己的奋斗，塑造着中国历史的命运。1945～1949年的国共政争内战，为20世纪上半叶国共两党恩怨交织、纠缠一体的争夺史划上了句号。国民党的失败与共产党的胜利，使中国的命运从此开始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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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内容简介：什么是历史命运？历史命运无非是在历史活动中的个人和集体无意识或有意识的集合行为所创造的结果，或亦可谓历史之“势”也。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囝*有政治活动力、组织力及创造力的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两度合作，两度分裂，从化友为敌到化敌为友，从兄弟协力到兵戎相见，从党争政争的文斗到战场厮杀的武斗，他们各自都在以自己的奋斗，塑造着中同历史的命运。1945～1949年的国共政争内战，为20世纪上半叶国共两党恩怨交织、纠缠一体的争夺史画上了句号。闻民党的失败与共产党的胜利，使中国的命运从此开始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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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以邀请毛泽东赴渝，作为战后政治因应中共问题的出人意料之举，在国内政治方面得了一分。民间舆论的喉舌《大公报》对蒋之邀请评论为“感到一片祥和之气”，“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心情，都与蒋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毛泽东到重庆后，《大公报》社评的文辞更是激情洋溢：“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十九年的阔别，经长期内争，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的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所最嗜好的！”①但是国共谈判的实际进程却远非社会期待之圆满。在国民党方面，重庆谈判实际是其凸显居于执政之中央政府地位而对中共曲以优容，但在关乎其实际利益的地盘和军队问题上，不会作出实质性让步。国民党在谈判中的基本策略为“军事拿紧，政治放松”，同时“准备破裂”。②蒋介石决定的谈判方针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即（1）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政府改组问题，（2）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3）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具体方案则是，中共军队最多只能编12个师，承认解放区政权绝对不可行，只能对中共县级行政人员酌予留任，并延引中共人士参与省级行政。③这实际是以对中共之军事收编并要求其放弃所占地盘，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政治参与的交换，与中共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解放区政权、委任数省主席或副主席、改编军队为16个军48个师的谈判方案相距甚远。④这就注定国共谈判无法取得根本突破，国民党“终求大功之告成，悬案之终了”的设想也无法实现。青年党领导人李璜曾经颇为生动到位地形容战后日本投降而缓和，反有因两党争斗而致内战重起之现实危险。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和占领区的存在，实在是国民党多年焦虑、亟谋解决之中心问题。如潘公展所言，蒋介石“对此顽梗之中共问题，苦心焦虑，非常人所能想像”。①抗战胜利后，中共公开提出一系列政治主张并有对日伪接收之军事行动，令国民党大为恼怒。8月20日，参加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谈话会的中执委均对中共表示不满，纽永建、赖琏更主张，对付共产党只有武力，无协商余地；应对共产党的“捣乱行为”以军事力量制裁之。②中执会经研议后认为，中共“企图先发制人，以割据地盘扩张实力，进而自建中央政权，与国民政府对抗”；提出“中央对共党态度应及时改变，在此期间，应以争取主动为最有利，应予打击者打击之，不可再事迁就与过于顾忌。”④但抗战胜利后之受降、

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 作者简介

汪朝光，1958年生，江苏南京人，1982年2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1984年12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此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现为近代史所研究员。著有《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五卷，《中国近代通史》第六、十卷等及学术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