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史 本书特色

当你打开这本书时，你便进入一桩桩历史事件中；而你在阅读时，也会参与到其中，并时时对过去的事件进行反思。.
一部欧洲历史，虽然充满敌对与争夺，厮杀与流血，甚至于个别野心家或民族欲称霸一方，恃强凌弱，背信弃义，但这部欧洲史里也贯穿着相互间友好的交往、彼此影响、相互的借鉴以及共同的欢欣与喜悦。
自从专制和极权在整个欧洲垮台之后，欧洲所有的公民都可以就其历史和命运进行自由的思考；各国间的历史也都休戚相关，并形成他们共同的价值观，保障了今天欧洲的文明、富足。..
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一种尝试，它以通俗浅显的文字、丰富的图片，使读者可以直观、全面地了解欧洲文明的缘起、滥觞，甚至于可由此发现人类发展的轨迹。...

欧洲史 内容简介

一部欧洲历史，虽然充满敌对与争夺，甚至杀伤流血，背信弃义，某个领导人或某个民族一心称霸，以强凌弱，但是欧洲史里也贯穿着频繁交往，彼此影响，互相借鉴和共同的欢欣喜悦。“欧洲的现实”是当代的主要赌注之一，不论人们感到兴奋也罢，感到遗憾也罢，这本书就是面向一切持有这种看法的人的。本书是一本别开生面的历史书，它由欧洲不同国家的14位历史学家共同编写，他们深信，在各国历史之外，还有一幅更为全面的欧洲历史嬗变的图案。

欧洲史 目录

欧洲史 节选

启蒙
1.重新审查社会
新思想不局限于教育，它也对社会的诸多方面提出质疑。在法国，有人反对贵族和教会对王权的影响，王权似乎过于专制。批判精神大有发展，由此产生了“启蒙时代”的提法，它特别指18世纪下半叶。
启蒙时代的作家们认为英国和荷兰的政府是仿效的榜样。他们特别赞赏英国及洛克的著作，认为洛克是英国政治制度的良师。这位门世纪的哲学家认为，没有人民的赞同，任何政府也不可能有所作为。
然而，英国根本没有吸收洛克的思想，因为君主和统治阶级并不感到权力来自被统治者。如果有赞同，那只是少数有影响的精英分子的赞同。“获得被统治者赞同”的原则并未在英国殖民地得到实施（美洲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也未在爱尔兰这个附属王国得到实施。
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认为，政府首先应关心人民的福利，尽可能避免损害个人自由，尊重信仰自由。
教会在某些人眼中意味着不宽容和迷信，因此受到尖锐的批判。像伏尔泰这样的作家认为教会是进步的障碍，于是日益反对教权。
君主们利用他们对教会的影响甚至控制，逐渐像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一样，强制实施宽容政策，然而宽容决不意味着平等的公民权。
另一方面，卢梭虽然使人们承认了无神论，但人权宣言所规定的宗教自由在好多年以后才被应用于犹太教。尽管有政府的正式宣言，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仍然像从前一样相互视为偶像崇拜和异端，这种情形延续了好几代。
2.崇尚自然
按照启蒙大师们的看法，在治理国家方面，科学比宗教更适于当参谋。自17世纪以来，由于弗兰西斯·培根和牛顿等人的著作，科学突飞猛进，每日都揭示新的宇宙法则。海顿在由诗篇得到启示的清唱剧《创业》中写道：“天空向我们揭示神的荣耀”。有些人认为自然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发展，会产生一个完美的世界，因此人类的政治干预和宗教干预应该越少越好。人类只是大自然中的简单元素，理性（这个词往往用大写以突出其重要性）要求人在自然中发展，就像新发现的遥远国度里那种神话人物“善良的野人”一样，鲁滨逊和星期五就符合这种理想。
对自然和理性的尊崇说明了《百科全书》或者《各门科学·艺术和技艺的根据理性制订的词典》为什么大获成功。狄德罗和达朗贝*初只想将英国人钱伯斯于1728年发表的两卷本《百科词典》译成法文。《百科全书》于1772年完成，共有30多卷，并附有丰富的插图，参加编写者有200多人。这部著作集当时知识之大成。
新思想在各处引起讨论，特别是在大多数新思想的出生地法国。人们在咖啡馆或上层社会的沙龙里进行广泛的讨论。在特权阶层中，许多有识之士承认必须进行改革，但并不总意识到他们可能在改革中丧失特权。对君主制过分激烈的抨击有时会使作家身陷巴士底监狱，伏尔泰就是一例。
然而思想在继续传播。卢梭和洛克一样，认为治理好国家并不是君主的惟一义务。他进一步认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有契约，即“社会契约”，如果统治者不履行责任，被统治者就有权认为契约已被废除，他们就不必继续忠诚和服从统治者。
可是，即使在英国，也很难找到一个君主能接受这些理论。在苏格兰，人们热衷于启蒙思想，正如贝尔法斯特和其他北爱尔兰地区的苏格兰加尔文派后裔热衷启蒙思想一样，休漠在谈到故乡苏格兰时，对“英国模式”作了更现实的描述：“……到处都可见到这样的王公，他们把臣民当作自己的财产，而且无论是在征服还是继承方面，都拥有至高权利。到处也可见到这样的臣民，他们承认王公拥有这个权力，认为自己生来就应该服从王公，正像对父母尽孝一样。”
总之，主张君权神授的君主们自然感到洛克、卢梭、伏尔泰及其他哲学家的思想对他们是威胁。不过，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及普鲁土的腓特烈二世倒是认真对待这些思想，然而任何君主——不论他多么宽厚——都不会接受“社会契约”的概念。丹麦的腓特烈六世不是说了吗？“一切为了人民，一切都不来自人民”。奇怪的是法国领导人似乎不明白时代变了，也许因为法国哲学家在国内产生的政治影响远远不及在国外。那些深感必须对国家进行深刻改革的人不免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