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与金沙-古蜀文明史上的两次高峰 内容简介

画册《三星堆与金沙-古蜀文明史上的两次高峰》，16开精装，铜版纸全彩，纸质优良、印刷清晰。从青铜器、金器和玉器等方面，对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的遗迹现象、器物特征、文化内涵等进行细致的对比。大量图片再现了两个遗址出土文物间的承接关系，每件均配以详细的文字说明，使读者直面感知古蜀文明绚丽多姿、内涵宏大的历史。

三星堆与金沙-古蜀文明史上的两次高峰 本书特色

《三星堆与金沙:古蜀文明史上的两次高峰》运用比较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对两个遗址的遗迹现象、器物特征、文化内涵等进行了细致的对比观察。主要是从青铜器、金器和玉器等方面，对它们的物质文化、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等层面，以较为通俗的笔墨进行了粗略的勾勒。基本上可以看出，这两个遗址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发展的两个高峰阶段是一脉相承的，并且有着较强的地域性。全书的基本架构是先以简洁的笔调对不同的器类进行概述，然后以图片的形式，直观再现两个遗址出土文物之间的承接关系，并对每件文物配以详细的文字说明，便于读者加深对这些文物的认识和文化内涵的理解，感知古蜀文明绚丽多姿、内涵宏大的历史画卷。

三星堆与金沙-古蜀文明史上的两次高峰三星堆与金沙-古蜀文明史上的两次高峰前言

序言
位于中国西南、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在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中被描述成一个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蛮荒之地。但这里流传着迥异于中原的古史传说，长有纵目的蚕丛王、记载寥寥的柏灌王、仙化而去的鱼凫王、啼血化鹃的杜宇王以及没落的开明王……五代国王的曲折故事暗示了曾经不平凡的历史。唐代诗人李白《蜀道难》中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诗意表达，更使其平添了几分神秘。
成都平原两千多年来都是长江上游流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更被誉为天府之国。这里地势平坦，河流密布，植被茂盛，土壤肥沃，物产丰腴。学者们一直相信，这片备受上天眷顾的土地中一定还隐逸着某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1986年和2001年成都平原上的两次重大考古发现终于让这片土地上曾经辉煌无限的古代文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三星堆遗址的发现
1986年7月，成都平原北部广汉市鸭子河畔，当地砖厂在取土烧砖时发现了后来被命名为一号祭祀坑的器物坑。数日后，二号祭祀坑被发现。两个祭祀坑中出土了金、铜、玉、石、骨、牙、陶质器物，其中大铜树、凸目尖耳铜面像、大铜立人像、各式铜人头像、射鱼纹金杖等许多器物在全国范围内都是首次出土。这些文物造型异常生动精美，富有浓厚而神秘的宗教文化色彩，极具地方特色，一经公布，全世界为之震惊。
三星堆遗址*早发现于1929年，当地农民燕道诚在该遗址的月亮湾地点偶然发现一坑玉器。1934年，华西大学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对位于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进行了调查和发掘。1951年，四川省博物馆调查了三星堆遗址，首次在遗址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发现大片文化堆积层。1963年，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四川省博物馆在1958年调查的基础上.对该遗址的月亮湾地点进行了发掘，发现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两种文化遗存。从1980年到1986年，四川省有关专业机构在三星堆遗址进行了4次发掘，发掘者首次提出了三星堆文化的命名。
经研究证明三星堆遗址是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中国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对研究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及宗教意识的发展有重要价值。它是中国西南地区一处具有区域中心地位的大型都城遗址。它的发现，为已消逝的古蜀国提供了独特的物证，并将四川地区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上千年。三星堆遗址紧临鸭子河，横跨马牧河，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都十分优越。
后记
在中国西南富庶的成都平原，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作为长江上游地区古蜀文明发展史上两颗璀璨的明珠，在1986年和2001年两次惊世大发现中。重现出耀眼的光芒。这两个相距不远、时代接近、规模宏大的古蜀文明都城遗址，无论是遗迹，还是出土文物都显示出惊人和有趣的相似性。在同时期的全国范围内，它们的文化主体又表现出独特的区域性。二者的相继发现，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和“多元一体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本书运用比较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对两个遗址的遗迹现象、器物特征、文化内涵等进行了细致的对比观察。主要是从青铜器、金器和玉器等方面，对它们的物质文化、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等层面，以较为通俗的笔墨进行了粗略的勾勒。基本上可以看出，这两个遗址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发展的两个高峰阶段是一脉相承的，并且有着较强的地域性。全书的基本架构是先以简洁的笔调对不同的器类进行概述，然后以图片的形式，直观再现两个遗址出土文物之间的承接关系，并对每件文物配以详细的文字说明，便于读者加深对这些文物的认识和文化内涵的理解，感知古蜀文明绚丽多姿、内涵宏大的历史画卷。
书中的文字编撰由左宇、苏奎、龚小雪共同完成。图片由三星堆博物馆朱亚蓉，金沙遗址博物馆王方、刘珂提供，范犁参加了封面设计工作，英文校对由毕业于英国伦敦学院大学考古遗址管理专业的曹芹和成都博物院黄晓枫完成。书中部分观点和结论参考了《从三星堆到金沙——来自古蜀王国的珍藏》、《蜀文化》、《三星堆祭祀坑》、《三星堆文化》、《金沙玉器》、《金沙淘珍》等著作，谨向书作者致以谢意。
本书的顺利完成，得到了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副局长赵川荣，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名誉馆长肖先进，成都博物院院长、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王毅，三星堆博物馆馆长张耀辉的大力支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宋治民先生对本书提出了修改意见，成都博物院副院长李明斌为全书统稿和文字修订等工作给予了诸多帮助。在此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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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这是我国发掘数量最多、形体最大的青铜雕塑群，备受中外考古、历史、美术、铸造工艺界的关注。从铸造技术的角度看，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铸铜手工业已经高度发达，青铜熔炼技术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以立人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和青铜树等为代表，为我们展示了古蜀文明高度发达而又绚丽多彩的青铜文化。其中，形体高大、神情严肃、身着奇装的青铜立人像制作精美，其独特的造型和服饰表明其身份和地位的高贵与神圣，堪称三星堆青铜器群中的极品。这种青铜人像在中国商周文化中从未出土过，它的出土不仅填补了中国青铜文化中独立雕塑艺术品的空白，而且填补了中国美术史和青铜冶铸史的空白，并且在中国服饰史上也独树一帜。装扮各异的青铜人头像以其阔目、大耳、高鼻而震惊于世，部分铜头像的面部还彩绘或贴金面具的装饰，使其原本略显夸张的面容更加神秘。有人甚至将它誉为“东方巨人”.比古希腊大名鼎鼎的德尔菲战车的御者青铜像、宙斯铜像和波塞顿铜像还要早四五百年。怪异的人面具，似人非人、似兽非兽，应该是在宗教活动中戴在头面上、身体上进行表演之用。形象夸张的纵目、阔耳青铜面具，显得更加威严。其长凸的双眼不得不让人将它与古蜀文献记载中的蜀国最高统治者——蚕丛联系起来。《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谓纵目人冢也。”“纵目”一词应该就是青铜面具上长凸双眼的真实写照。高大的青铜树上装饰着以鸟造型为代表的各种小挂件，让人产生无尽的想象，或为神话传说中的“扶桑”、“若木”.或为“宇宙树”、“生命树”、“神树”，总之被视为中国早期众多树崇拜的渊源之一。形制特殊的眼形器、眼泡和太阳形器，应该是附着于其他器物上的装饰品，代表着古蜀族独特的宗教信仰或崇拜。
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现已多达1200余件。器型种类主要有立人像、小人头、人形器、曲刃戈形器、璧形器、璋形器、方孔形器、螺形器、眼形器、眼泡、贝形饰、龙形饰、鱼形饰、龟背形饰、蝉形饰、立鸟、牛首、兽面、怪兽、虎、铃等。这些器物的器型都比较小，大多不能单独作为器物使用，很有可能是大型青铜器的附件，或为宗教祭祀时的仪式用器。另外，还有中原商周文化青铜礼器中的尊、孽等器物的残片或附件。
两个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是蜀土本地的产品，有着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