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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在华之地位》内容简介：就中国传统之发展而言，清民之际乃是*重要的转型时代。这里的“民”不仅指狭义上的中华民国（北洋时代与南京时代又不同），也还包括了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帝制崩溃乃是一大转折，由此所开辟者非仅一朝一代之“更名换姓”，更具备我文明中国之步入现代世界的标志性意义。虽然我们能看到的历史进程极其有限，但自清帝逊位、民国肇创之后，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新纪元。毛泽东曾有意援用中华民国之名号，充分体现出其作为历史过程自觉者的伟人意识，可终究抵不过劝进者“开天辟地”的创新而*后重新更定国号。不过“民”之一字却始终未易，也可见出“清民易代”的长效性。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史意识的逐渐恢复，大陆学界对民国一代学术也给予了高度认同，除了编撰学案、结集成史之外，重印昔贤经典、接续学术传统，则为不可不做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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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述观之，由隆古而历中世，外人之来往于中国者，几不绝迹。于是问题起焉。问题者何？即外人所受诸中国政府者是何等待遇。据外人在华之事录及其所著游华笔记，则其饱享特权，渥蒙保护，固属显而易见。第一当此时期，中国显无闭关独处之思，无论边地海岸，罔不门户洞开，延接愿来之远人。其游客之中，自海道来者，如佛利亚·奥多利克（一二八六年至一三三一年）及伊勃·巴土泰；自陆地来者，如嘉宾尼（Carbini）于其款关入塞之际，毫未遇有留难，且亦无限制外人周流国内之现行法律。故殊方异俗之伦，游于中国者，辄遍历城邑，未尝见官吏之阻拦焉。大抵游历中国之人，固须有一种护照，如以下所述者，然只为游客利其遄行、防护意外，而非阻遏限制之也。若夫外商，亦必任其自由入境。即此一端，所以粤浙闽三省商务，当时业已畅旺。中外通商，既似此启发甚早，故即在西历纪元前九九。年，亦未尝不可征收进口货税。粤稽有唐之时，广州已开通常互市场，派往官吏一人，征收售货之国税。当时，除教皇使臣约翰·马利诺里（John de Marignolli）为教皇贝纳狄克第十二（Pope Benedict XII）之代表，自西历一三三八年居北京四年外，并无常驻中国之外交官，故保护外人之事，全属中国皇帝。凡往中国之人，得容其游历居住者，并非出自权利，而由于宽典，故即有限制区别，亦易使服从，而无正当抗议之余地。顾当时外国之商贾行旅，深信皇帝必能保全其境内外人之生命财产。

外人在华之地位 作者简介

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汉族，字少川。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外交界的领袖人物，中华民国高级外交官员。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