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县级政权控制乡村的具体考察:以同治年间广宁知县杜凤治日记为中心 目录

总序
绪论
一、厘清背景：中国乡村控制体系的演变
二、关注现场：知县日记讲述的故事
三、透视全貌：“宏大叙事”、“解构”与“建构”
上编 清代乡村控制体系的龙头--“县”与“知县”
**章 清代地方行政及广东实况
**节 清代地方政军设置
一、地方行政设置
二、地方军队设置
第二节 清代广东政军设置
一、广东行政设置
二、广东军队设置
第二章 清代县以下行政编组及广东实况
**节 清代县以下芜杂的行政区划
一、城市行政区划
二、乡村行政区划
第二节 清代县以下行政区划的依据
一、法定社区
二、自然社区
第三节 清代县以下行政区划的性质
一、法定社区与传统自然社区的矛盾
二、“制度”按“实际”修正
三、官府向基层社会固有权力体系妥协
第三章 清代知县与“一人政府”
**节 知县的位置与职责
一、知县的重要位置
二、知县主要职责
三、清代县等制度
第二节 “废为闲曹”的“佐杂之官”
一、对清代州县佐贰、典史、巡检属地的考察
二、佐贰之官的职责
第三节 “公”“私”两套班子
一、**套班子中的书吏与胥役
二、第二套班子中的幕友与长随
三、两套班子与知县及其相互问的关系
第四章 广宁知县杜凤治的候选、上任与“交代”
**节 候选与“花样”
第二节 “拉债”、“荐仆”与关系网
第三节 到任、“交代”与佐政人员
一、到任
二、“交代”内容
三、杜凤治与前任的“交代”
四、杜凤治的佐政人员
下编 “龙头”舞“龙”--清代“知县”对乡村的控制
第五章 剿匪故事
**节 一下石狗，剿“单只手”
一、“岂非一个好破题儿”
二、“一下石狗”经过
三、可获知的信息
第二节 二下石狗，剿“黄亚水二”
一、杜凤治对所剿之匪的了解
二、“二下石狗”经过
三、可获知的信息
第三节 三下石狗，剿匪办团
一、石狗待命
二、三村具结
三、善后事宜
四、可获知的信息
第四节 对比与考察
一、杜凤治剿匪故事中的“匪”、“绅”、“官”
二、徐赓陛剿匪故事中的“匪”、“绅”、“官”
三、姚柬之剿匪故事中的“匪”、“绅”、“官”
第六章 断案故事
**节 “呈控”与“放告”
一、“呈控”与“放告”的一般情况
二、杜凤治日记中的“呈控”与“放告”
第二节 “听讼”与“断案”
一、“听讼”与“断案”的一般情况
二、杜凤治日记中的“命案”
三、杜凤治日记中的“盗案”、“户婚”、“田土”案及其他词讼
第三节 对比与考察
一、杜凤治断案故事中的“民”、“绅”、“官”
二、徐赓陛断案故事中的“民”、“绅”、“官”
三、桂超万、张集馨断案故事中的“民”、“绅”、“官”
第七章 催征故事
**节 催征始末
一、前期催征
二、中期催征
三、后期催征
四、清末广东赋役征收的特点
第二节 知县收支
一、支出
二、收入
第三节 催征故事引出的“闹考”故事
一、“广宁士绅上控书吏浮收案”
二、广宁闹考始末
结语
参考文献
索引

清代县级政权控制乡村的具体考察:以同治年间广宁知县杜凤治日记为中心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清代地方行政及广东实况；清代县以下行政编组及广东实况；清代知县与“一人政府”；广宁知县杜凤治的候选、上任与“交代”等。

清代县级政权控制乡村的具体考察:以同治年间广宁知县杜凤治日记为中心 节选

以如此行政编组为基础的行政区划，必定是以官方为绝对主导的准政权性质。
然而，“过于”规整的里甲制度和保甲制度，往往与各地基层社会的实际不相符合。
一方面，里社、保甲的编户—10户挨次编排，自身便具地域性。里甲、保甲即便与自然社区的乡村不完全重合，仍不可能完全脱离开原有的地域区划。另一方面，里甲、保甲作为民办官督的基层社会组织，亦不可能脱离开长期以来自然形成、血缘地缘交错、具有超强凝聚力的乡村层级社会与权力空间。于是，里社、保甲制度具体实施过程中均出现了种种问题。
明清实行里甲，首要目的是落实赋役征收。其开国之始，亟须迅速恢复社会经济，医治战争创伤，稳固新建政权，特别是清初，还要支撑长达40年的统一战争，对于巨额赋役的需要急如星火。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明清里甲编审，具体而言黄册、鱼鳞册的编造，并非建立在清查户口和清丈土地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前代“老册”的基础上。赋役性质的编审，使册载“人丁”、“土地”，背离了实际人丁、土地的自然属性，成为仅代表社会属性的赋役单位；即便是其所编排的“户”，也背离了自然状态下一家一户的“家”，不再是一个确定的家庭组织，而成为业主通过向国家纳税取得合法营业与合法社会地位的执照、“户头”。既如此，“户”名亦可不是真实的户主姓名。如福建诏安一些散户共尊关圣帝君为祖，置户名日“关世贤”，纳粮输丁①；广东珠江三角洲户名从雍正到清末上百年不变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分家不分户.一户实际是一族。②赋役性质的编审，遭到了基层乡村社会固有权力体系的抵制，就税亩而言，有的地区始终没有编造鱼鳞图册，有的地区明初“尝造鱼鳞册”，但“甫及数年，吏胥恶之，弃之殆尽，至有抱而鬻之市者”。废圮的鱼鳞图册很多都没有重新编造，人清以后所谓明朝老册，多是黄册而不是鱼鳞图册。雍正年间四川总督宪德奏称蜀省“田土从来未经勘丈”，“界畔无据”；广东布政使王士达奏报“广东通省民屯税亩，历来并无鱼鳞册籍”，“止凭黄册笼统载人土名老名”；光绪年间山西巡抚张之洞奏称“晋省征收向无鱼鳞册”等。③至于云南、贵州、广西、东北、新疆等边远地区，则更谈不上经实地勘丈而编绘的鱼鳞图册了。
明清实行保甲，首要目的是社会治安。通过连保连坐，强制性地使基层民众相互监视、相互控制，以达到有效社会控制的保甲制，其实质是将上层政权的“官”，与基层社会固有权力体系下的“民”对立起来，将其放在被“管制”、被“镇压”的对立面.这自然不可能得到基层民众的好感和欢迎。为官府服务、拉夫催款跑腿办事的保甲长，也成为受到基层社会民众特别是士绅蔑视的官府狗腿子和贱役。自清初
到清末，除少数地方官认真实行保甲的“稀有”事例（往往“人亡政息”）外，不断可见保甲“有名无实”、“虚应故事”、“时作时辍”、“名存实亡”的记载。有关“上谕同不用提，更有I兑服力的是具体办事的官员、幕友如田文镜、黄六鸿.张伯行、汪辉祖、王风生等之言论．如汪辉祖即云，力行保甲“已成故事矣”，“余佐州县幕二十余年，欲赞主人行之，竞不可得”①。故瞿同祖指出：“保甲制度总的来讲是没有效率的，”那些认为保甲制在清代十分成功的结论主要“基于法律规定”，是对制度（设计）而言，并不是“对该制度的实际应用”而言。
如此，里社保甲发展的必然结局，是“制度”按基层社会的实际情况“修正”，官府向基层社会的固有权利体系妥协。
二、“制度”按“实际”修正
可以看到，里甲制度随着赋役制度的演变，从“反地域性”向“地域性”靠拢。
清朝里甲户籍的世袭化、赋役负担的定额化，特别是雍正时期的“摊丁入地”
，从人丁地亩双重征税标准，变为只按土地纳税的单一征税标准，人丁编审从根本上不再受到国家重视，里甲编组亦从*开始对编户组织规则的突破，演为“顺庄编里”，彻底“地域化”了。
此间县以下行政区划层级不同，称谓不同，但“乡”、“都”统辖的“里”、“图”、“甲”、“保”等不是110户、19户组成的编户组织，而是统辖若干实体村庄的地域组织。
如清初安徽宿松县有“东”、“南”、“西”、“北”4乡，每乡6图，每图1里，“共二十四里”，俱以“地”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