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与宋代文化 目录

黄庭坚与宋代文化 内容简介

本书将黄庭坚作为剖析宋代文化的典型，同时着眼于人才成长、文化建设和规律探索，立足于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从家学、生平、交游、思想、创作等方面分为九章考察和分析了黄庭坚多方面的文化实绩和创造历程。
笔者认为，黄庭坚在诗歌、词赋、散文、书法、史学、理学、释道哲学诸方面的精深造诣和突出成就，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与文化渊源，有其雄厚的社会基础与人文基础，并给人以极其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启示。
黄庭坚立足于文化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以继承为前提、为基础，积极倡导和强调文化创新，并创造了优异的文化实绩。
黄庭坚现象告诉我们，社会实中的丰富多彩决定了文化创造的多种多样；艺术创作个体的特殊性决定了艺术创作的差异性；文化创新、文化建设必须依靠群体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成功；作为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文化成果与艺术创造的表现形式，应该是多样化、多层化的，雅谷共赏固然是人们向往的艺术佳境，而“阳春白寻”与“下里巴人”同样难能可贵。

黄庭坚与宋代文化 节选

class=big14>注《书》、欧《铭》之外，便是黄庭坚亲自撰写的有关文字。其中尤以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五月为叔父黄廉(字夷仲)撰写的《叔父给事行状》(下称《行状》)、十二月为叔父黄育(字和叔)撰写的《和叔墓碣 》(下称《墓碣》)以及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正月写于衡阳的《赠益阳成之主簿》诗引(下称《诗引》)等*为集中，此将有关部分摘录如下：
黄氏本婺州金华人，公高祖讳赡，当李氏时来游江南，以策干中主，不能用，授著作佐郎知分宁县。解官去游湘中。久之，念藏器以待时，无兵革之忧，莫如分宁，遂以安舆奉二亲，来居分宁。公曾太父及光禄府君皆深沉有策谋而隐约田间，不求闻达。光禄聚书万卷，山中开两书堂，以教子孙，养四方游学者，常数十百。
——《山谷别集》卷八
黄氏自婺州来者讳赡，以策干江南李氏，不用，用为著作佐郎知分宁县。……其后吴楚政益衰，著作乃去官游湖湘间。久之，念山川深重，可以避世，无若分宁者，遂将家居焉。……
著作生元吉，豪杰士也，买田聚书，长雄一县，始宅于修溪之上，而葬于马鞍山。马鞍君生中理。赠尤禄卿，光禄始筑书馆于樱桃洞、芝台。两馆游士末学者。常数十百人，故诸子多以学问文章知名。黄氏于斯为盛，而葬于双井。 光禄生茂宗，字昌裔……登科授崇信军节度判官……崇信生育是为和叔。
——《山各全书》正集卷三十二
予之窜岭南，道出冲阳，见主簿君益阳黄成之，问宗派，乃同四世祖兄也。于是出嫂氏子妇，相又喟然。今高祖父之兄弟朱远也，而殊乡异井，六十岁然后相识，亦可悲也。 益阳兄
之叔父晦南诗御，在家著孝友之誉，立朝有忠鲠之名……
——《山谷别集》卷一
显而易见，较之注《书》、欧《铭》，庭坚所叙尤以为详。《行状》不仅交侍了黄氏原籍和徙居分宁的因由始末，而且明示了卜居分宁的始祖名讳及高祖赡、曾祖父、光禄府君、给事黄廉的承传关系。《墓碣》则进一步昭示了黄氏家族的谱系和历代的善迹行实、名讳官职、墓葬茔址，成为迄今见到的宋代较为详赡完整的黄氏家族谱系资料。《诗引》虽不如《行状》、《墓碣》系统详密，但同样明晰地记述了部分家世谱系关系，可与注《书》互参。另外，黄庭坚尚有《宋故南阳黄府君夫人温氏墓志铭》(见《山谷别集》卷9，下称“温志”)叙述了黄注一支的世谱，其曰：
夫人太原温氏，南阳主簿梦升之配也……子男四人：齐、敦、灾、变……孙男十人：公器，宣德郎知衡州常宁县……梦升讳注。
可补欧《铭》之阙而全黄注一支谱系。
黄庭坚之后，南末周必大在嘉泰元年(公元1201)所撰《分宁县学山谷祠堂记》(下称“周记”)里描述黄氏家世说：“黄氏本金华人，先生六世祖瞻(赡)尝为邑宰，厥后奉亲卜居，没则就葬，历三世，家修水上，宦学有声，而先生出焉。此世家之可考者也。”显然，此处所言是经过一番稽考方形诸文字的，虽未列依据和历代族人名讳，而大体明确清晰，其所本则可推知即黄庭坚所撰《行状》、《墓碣》等。袁燮为黄荦撰《秘阁修撰黄公行状》(下称《荦状》)亦追述其家世云：“其先婺州金华人，有仕江南者，以著作郎宰分宁。乐其土俗，因徙居焉。分宁之四世孙朝散大夫讳堤，以儒学奋……朝散之长子曰康州太守庶，有诗名，实生太史氏庭坚，朝散之次子，公之曾大父也，讳廉……官至朝散大夫给事中赠太师……大父讳叔敖……绍兴中为户部尚书……。”此处“分宁”代指分宁县宰黄赡，至黄缇恰是四世，黄庶、黄廉昆仲为五世，庭坚与叔敖从兄弟则是六世，所述与庭坚无异。
其一写渡淮时的感触见闻和联想，表现脱离羁绊而回归自然的喜悦之情。首联叙述出京至淮，临水自喜的情绪；颔联描绘淮水两岸麦苗和杨柳的可爱，表现对自然风光的倾心；颈联转而感叹为求仕而客居京都，现在返回家园、，无奈已是春去夏来，透出归晚之恨；尾联则借用梁代诗人柳恽？《江南曲》“汀洲釆白苹，日落江南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花复应晚。不道新知乐，只言行路远”山，委婉地点出“归客”身分，并暗示了节令与地点，既照应了颔联，又收束了全篇。由诗可见作者心志兴趣乃在大自然中，而并不以及第为意，甚至给人以未仕而思隐的感觉。
其二旨趣亦同上篇。首联通过“客子”与“耕者”的对比，表达对“高闲”的向慕；颔联描述“莺啭”“蝉嘶”、“柳清”、“楸翠”，透出对自然美景的醉心；颈、尾二联则以感叹人生短暂、寸光易逝，传达出为功名利禄奔波不如归隐在家的思想。其三从回忆去冬离家赴京
应举起笔，感叹而今返回已是仲夏季节，寒暑相易，时如过隙；三四句则言自己也像古人一样，为了走人仕途，得到一点微薄的俸禄，而奔波异乡将近一年；使家中老母挂念惦记，诗人暗用《庄子·寓言》“视三釜(古代低级官吏的俸禄数量，一釜为六斗四升)、三千钟，如观雀蚊虻相过乎前”之说，表示并不看重仕禄，而以亲情为念；颈、尾两联又将自己的“劳生逆旅”和汉代蒋诩的辞官归里做了比较，据晋代赵岐《三辅决录·逃名》载，蒋诩辞官归里，塞门不出，舍中辟三径，惟与求仲、羊仲往来，庭坚暗用此典，委婉地否定了自己的应举求仕而肯定了蒋氏的隐居，透露了不求闻达，无意仕途的意识。
总之，这三篇诗歌都饱含着浓厚的归隐意识而丝毫看不出中举及第的得意，体现了诗人不凡、不俗的气质和心态。黄庭坚曾多次宣称“平生濯缨心，鸥鸟共忘年”，他的应举求仕亦不过如其所言“智效一官全为亲”，而并不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故其归隐意识伴随着他的全部仕宦生涯，而在绝大多数作品里都有鲜明的反映。黄庭坚在《濂溪诗·序》中对“好读书雅意林壑”的周茂叔推崇备至，以为“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虽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终在丘壑”(《山谷别集诗注》卷上)?其推评周氏，亦是自评。他的这种思想意识的产生和发展，除了受宗族中先辈的影响之外，释老禅理哲思的启悟熏染是又一重要的方面，而客观环境和社会因素又为诗人的归隐意识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条件。
黄庭坚及第释褐调汝州叶县(今河南叶县南)尉。但他并未马上赴任，而是首先返家省亲，故途中有《新息渡淮》、《光山道中》、《初望淮山》诸作。是年宋英宗赵曙驾崩，其子赵顼即位，庙号神宗。次年改元熙宁。黄庭坚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秋始离家赴任。《早行》诗“失枕惊先起。人家半梦中。闻鸡凭早晏，占斗辨西东。辔湿知行露：衣单觉晓风。秋阳弄光影，忽吐半林红。”即描述赴任途中早起晓行露重衣单和秋阳初升的景象。九月至汝州；已延误了上任日期。被镇相富弼(公元1004—1083年，字彦国)拘留于幕府中，查问根由，且准备申报朝廷，另行改官，数日后方放行叶县，末加大罚。拘留期间，黄庭坚写了《思亲汝州作》：
岁晚寒侵游子衣，拘留幕府报官移。
五更归梦三百里。一日思亲十二时。
车上吐茵元不逐，市中有虎竟成疑。
秋毫得失兰何事，总为平安书到迟。
——《山谷外集评汪》巷一
黄营《黄山谷年谱》卷三谓：“按玉山王氏有先生此诗真迹?题石：，戊申九月到汝州。时镇相富郑公’，而首句与集中不同?云‘风力霜威侵短衣’”。可证庭坚行实及作诗背景。诗的首联直陈于暮秋到汝逾期遭受责罚的境况；颔联渲染远离家乡日夜思念亲人的情形；颈联则借用《韩非子·内储说》中庞恭典实和《汉书·丙吉传》中丙吉掌故，写曾有人谗言诋毁，幸上司宽厚，未予大罚。《汉书》载丙吉为人深厚?对官属椽吏掩过扬善。其为丞相时，随从侍吏醉呕车上，西曹主吏欲斥逐，丙吉止之曰：”以醉饱之失去士，使此人将复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过污丞相车茵耳”，遂不去。这里以丙吉比富郑公。《韩非子·内储说》载魏因庞恭将与太子一起到赵国邯郸去作人质，临行前，庞恭问魏王，有一人或两人说市中有虎，你相信吗?魏王皆说不信。庞恭又间。有三个人说市中有虎呢?魏王答曰“寡人信之。”庞恭接曰：”夫市之无虎也明矣。然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之去魏也远于市；议臣者过于三人；愿王察之”。“市中有虎竟成疑”即暗示了别人的诋毁使镇相疑惑，致被拘留。结尾两句点明思亲原因并非是逾期受责，而是因为没有收到家中的书信。不知目前家中的状况。全诗通过描述境况心态?表达了对故乡和亲人的留恋，
这篇题跋，主张诗写情性，其中不无维护温柔敦厚传统诗教的用意，作者认为不宜用涛表现的情性，大约是深感于北宋后期激烈党争的政治形势，或许晚年惩于文字狱之祸，不愿再被“讪滂浸凌”的罪名，使自身陷于“承戈”、“受矢”的境地，故有此论。从强调诗歌的特性出发，要求浑厚而有艺术魅力，避免浅露而乏意韵，山谷此论不无道理，何况其立足点乃在于顾及到诗歌的社会效果而并非主张文艺完全脱离政治。或有根据这段文字断言黄庭坚“逃避现实”、“回避政治”、“取消诗歌的战斗作用”，显然是欠公允的。
由诗写情性出发，黄庭坚特别强调诗人自身的修养。他强调指出：“文章虽未学，要须茂其根本，深其渊源，以身为度，以声为律，不加开凿之功自宏深矣”(《答秦少章帖》)。又云：“文章乃其粉泽，要须探其根本，本固则世故之风雨不能飘摇”(《与徐甥师川》)。他还有诗说：
“生珠之水砂砾润，生玉之山草木荣，观君词章亦如此，谅知躬行有君子。”
——《走笔答明略适尧民来相约》
可见作者看到了作家的人格修养是文章之根底，作品是作家心志性情的表露。
讲究诗歌的艺术性，是黄庭坚诗论的第三个突出特征。
黄庭坚论诗在重视思想内容的前提下，同时也十分重视诗歌的艺术表现技巧。他在诗歌的章法结构、谋篇布局、造句用字、声韵音律诸方面，都发表了一系列的意见。山谷强调“文章必谨布置”?指出“自古有文章便有布置，讲学之士不可不知也”山。他主张“始学诗者要须每作一篇，辄须立一大意，长篇须曲折三致焉，乃为成章耳”(人论作诗文刀)。这就要求把内容和艺术作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系统统筹安排。为了使初学者有具体的认识，山谷“每见后学，多告以久原道》命意曲折”(《潜溪诗眼》)，为其提示观摹的范例。范温就曾根据山谷的提示“概考古人法度”，并分析过杜甫《赠韦见素力诗的“一篇立意”与结构关连，认为此诗“布置*得正体，如官府甲第厅堂房室，各有定处，不可乱也。”诗人甚至以通俗的比喻具体地说明诗歌的布置法：“作诗正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诨，方是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