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消闲录 目录

文史消闲录 内容简介

本书收百余篇文章，分四辑：**辑为“人物掠影”、第二辑为“人物微观”、第三辑为“往事拾遗”、第四辑为“消闲杂缀”。

文史消闲录 节选

三十年代初，天津《大公报》发行《国闻周报》，辟有“采风录”一栏，专刊旧体诗，为诗坛权威性园地。在其上发表作品的如沈尹默、曹缭蘅、黄秋岳、梁众异、陈仲恂等人，均诗坛名宿。方先生余事能诗，也常有诗篇刊载于“采风录”。其所作《岁暮怀人》七绝十八首之一怀杨树达云：久傍名黉注《汉书》，劫来暂去武城居。近闻有令收儒旧，倘许官钱走传车?
杨氏著有《汉书管窥》，原为清华大学著名教授，回湘时值抗战爆发，遂就近应湖南大学聘；为避敌锋，随湖大播迁辰溪，故以孔子居武城为喻。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选各大学名教授
为部聘教授，杨亦膺选。其时法币贬值，教授生活艰辛，不堪川湘长途旅费负担，故末句作“官钱走传车”之想。此诗用词典雅，寄托深微。寥寥二十八字，既概括杨氏情形，又隐嗟战时学人境遇，称之为具体而微的史诗，是不算过誉的。
黄秋岳原与方先生同任行政院秘书，参与机要。“七_匕”事变初起，南京政府密图沉船江阴，封锁长江，阻止日舰溯江上驶，并拦截中上游日方船舶，不使外逸。此一绝密情报，被
黄氏透露给日方，致长江中日本商船全部闻风逃脱。黄因此被南京政府明令枪决，成为抗战时期**个因通敌而明正典刑的罪人。方先生因平日与黄常相过从，受到怀疑，每次出门，汽车后必有特务汽车跟踪追蹑。当时南京实行疏散，机关人员都是把家眷送走，只身留宁供职。方先生原也打算遣眷返湘，因特务汽车跟踪不舍，意不自安，遂幡然变计，自己告假，携眷回湘。过了一年，他才去重庆复职。
方先生博览群书，旁及内典，熟于近代人物掌故。黄秋岳撰《花随人圣盒摭忆》，即屡记闻自方先生的谈屑。陶菊隐在南京创办《华报》，常过访三条巷方寓，从叔章先生话旧谈往，
尤详询洪宪遗事，曾据以撰写《政海轶闻》在《华报》连载。
叔章先生一生经历丰富，见闻广博，黄秋岳、陶菊隐所记得自他的一些遗闻轶事，不及他那“汪汪千顷波”中的一瓢一勺。可惜他自己无意着笔，没有将毕生闻见记下来。方先生一九五三年终于湖南文史馆副馆长职位，致使不少珍闻随着他的去世而永埋泉壤，这不能不说是文史资料方面的一大损失。
陈援庵先生为我国近代学养深厚的国学大师，三十岁前习西医，后来靠个人钻研，遂能深通国故，为同时新旧学者陈寅恪、胡适等人所推重。他一生撰写的论文和专著很多，称他著述等身是不算过誉的。本文根据《陈垣来往书信集》及杂览所得，略举数事，或可一窥陈先生侧貌。
(一)著述嘉惠士林陈先生著有《中西回史日历》。三十年代初，学历史的朱海涛在图书馆初次翻阅，看到全书都是表格排列数字，他不明究竟，以为无大价值。及至毕业前写论文，查《明史》，读到庄烈帝《本纪》中的“熹宗疾大渐，召王人受遗命，丁巳即皇帝位”。他弄不清丁巳到底是哪一天，经老师指点查《中西回史日历》，一翻就查明丁巳是初三。朱海涛不由赞叹说：“作这部书的人真伟大，造福于学史者真像大海里给了指南针。”(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
这部嘉惠士林的著作出版于一九二七年是陈先生花了不少心力才完成的。据他给叶恭绰的信说：“此书撰之五六年，每发明一表格，必病胃数日，如是者三。今虽幸告成，而发亦渐白矣。”
又如他的另一部著作《七家元史类目》，连当时国学界景仰的陈寅恪要查《元史》中人物，也不得不求教于此书。他有信致援庵先生说：“非乞灵于尊著之《七家元史类目》不可。"
(二)博闻强记。善于联想王国维函告他《花间集》中有李殉词三十七首，珣为蜀中土生波斯，尹鹗作诗嘲之云：
异域从来不乱常，李波斯强学文章。
假饶折得东堂挂，胡臭薰来也不香。
陈先生回信说：
因忆《旧唐书·敬宗纪》有长庆四年波斯大商李苏沙进沉香亭子材事，殉、珐其苏沙后耶?若然，则尹鹗诗所谓“胡臭薰来也不香”者，亦嘲其素业也。从王国维函告的嘲人诗，陈先生能即时联想到《旧唐书》里的有关史实，真称得上博闻强记。
(三)得意瞒书商 陈先生精于鉴别古籍文物，北京琉璃厂书商遇有不经见的图籍，总请他鉴定估价。有一次书商拿了几张拓片请教他，拓片末署名李保泰。李保泰正是他多年想探究其生平而苦于找不到线索的人物，他一见这署名，即心中暗喜，但表面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子，略一翻看便说：这不值什么。书商原以为奇货可居，听他这么一说，大失所望，便以贱价卖给了他。事后他在课堂上给学生谈起这桩巧瞒书商的事，还十分得意。(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
其实书商的拓片必定是杀价收进的，也必定不会贴本卖出。“君子可欺以其方”，陈先生认为自己巧瞒书商，不过是没有让书商敲去一大笔而已。
(四)先知先觉，“思想剧变”解放前陈先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他讲授历史，遇到“再受禅依样画葫芦”之类的史实，常感慨系之地说：“所以政治没有意思啊!今天是这样说法，明天又是正相反的那样说法。”(同上注)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解放，他阅读到多种新书报，对比新旧，思想立即发生极大转变。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四日他给儿子陈约之的信说：
余近日思想剧变，颇觉以前枉用心力。以前宥(按：当为“囿”)于环境，所有环境以外之书不观，所得消息，都是耳食，而非目击。直至新局面来临，得阅各种书报，始恍然觉悟前者之被蒙蔽。
解放初，治国故的旧学者，有的经过学习班的“洗脑”，仍未能改变旧观点。陈先生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自觉地“搞通”了思想，堪称当时旧知识分子中的先知先觉者。
他不但自己“思想剧变”，还规劝友人“弃旧图新”。杨树达是专研训诂的学者，致信陈先生说自己想师法清代高邮以训诂著称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一九五二年十二月陈先生回信劝他道：
来示谦欲法高邮，高邮岂足为君学?况我公居近韶山，法高邮何如法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