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研究 内容简介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与德国( 主要是指纳粹德国)的关系是民国外交史上重要的一页，就其合作规模及范围而言，战前的中德关系实可与战后的中美关系相比较，只不过由于当时国际政治等诸多原因及后来的战争关系，中德间的这种友好往来基本处于较为秘密的状态而鲜为人知。

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研究 本书特色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与德国（主要是指纳粹德国）的关系是民国外交史上重要的一页，就其合作规模及范围而言，战前的中德关系实可与战后的中美关系相比较，只不过由于当时国际政治等诸多原因及后来的战争关系，中德间的这种友好往来基本处于较为秘密的状态而鲜为人知。《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研究)》由马振犊、戚如高所著，本书将揭示这一时期的中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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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与德国( 主要是指纳粹德国)的关系是民国外交史上重要的一页，就其合作规模及范围而言，战前的中德关系实可与战后的中美关系相比较，只不过由于当时国际政治等诸多原因及后来的战争关系，中德间的这种友好往来基本处于较为秘密的状态而鲜为人知。 南京国民政府自1927 年建立起，直至1941年对德断交以后数年之内，与德国前期魏玛共和国及后来的纳粹政权第三帝国政府之间都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尤其在1933年纳粹党上台以后，中华民国政府与第三帝国之间出于各自不同的需要，曾保持了十分密切的政治、军事、经济关系。从希特勒、蒋介石直至双方所属军政大员之间都有密切友好的私人交往，德国通过其驻华军事经济顾问及德国政府在华代表，沟通了中德间军事、经济贸易的密切合作。德国政府在国民政府“攘外”与“安内”的军事建设以及军工、交通、教育等方面发挥了极大的影响，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帮助；而中国则以大量的战略原料供应德方，在其重建经济及重整军备方面，给予了实质性的支持。中德双方在这种合作中都得到了巨大的收益。中德间的此种合作，有出自政治上的基本因素。其一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于纳粹组织及铁腕独裁统治方式的极端推崇与效仿；其二是当时中德双方都处于摆脱困境重建国家的相似地位，在思想及心理上产生了共鸣。虽然两国的具体环境及发展基础并不相同，而且，纳粹党人从其法西斯主义“种族理论”出发，对中国这个远东弱国的歧视心理并未消除，德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态度上也存在较大分歧。但是希特勒出于对华战略原料输入及其全球策略之考虑，在1941年以前，德方的对华友好与合作方针始终处于主导的地位。中日战争爆发后，德国政府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不愿看到中日两国火并而对其全球霸业产生不利的影响，他们希望日本侵华得利即止，最好能联合中国共同反苏反共，配合德方的全球战略，因而就有了1938年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之举。“调停工作”失败以后，德国被迫在中日之间进行了一次艰难的选择。最后，希特勒从其世界战略需要出发，在日方的压力及要挟之下，终于选择了日本而抛弃了中国。1938年7 月，德国政府召回了驻华军事顾问团。1941 年7 月1 日，中德断交，德国正式承认汪伪政权。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国民政府对德宣战。然而由于客观地理等因素，中德两国并没有直接交战，更因国民政府与纳粹政权之间并没有什么大宿怨，故而双方在断交宣战之后依旧保持了一定的秘密接触，国民政府对留华德侨之遣送与安置都给予了照顾，而德国与汪伪政权之间的合作也并不愉快。重庆与柏林之间实际上保持了一种“面不和心和”的关系。令人意外的是，蒋介石在二战后期竟然通过在美国的宋子文和在德国做暗中联系人的齐焌渠道，向德国内部克兰、托马思等反希特勒势力提供了经济支持，资助他们推翻纳粹政权的活动，希望亲华派上台以恢复中德关系。虽未成功，但却成为中德关系史上重要的一页。战争结束后，纳粹政权灭亡，中国政府显要人物对于一些有“交情”的流亡在华的前纳粹分子，给予了一些庇护，而德方战前与中国合作过的人物，如法肯豪森、克兰等人与中方上层人物都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信使往来，这种关系甚至一直持续到国民党人退居台湾之后。

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研究 作者简介

本书著者马振犊，男，1961年生，南京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现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员。著有《血染辉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等。戚如高，男，1964年生，南京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8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现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室主任、《民国档案》杂志副主编，研究员。著有《国共和谈秘梓》（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张澜与中国民主同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