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三卷本的《法律、立法与自由》由“规则与秩序”、“社会正义的幻象”和“自由社会的政治秩序”三部分组成。本书是第一卷。尽管哈耶克费了很大的力气探讨法律与立法的关系，本书却并非是一部专业的法律学著作。他的法律理论是以解决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关系的问题为旨归的。同时，法律理论在哈耶克的著作当中又成了理解个人自由与社会治学之关系的重要途径和基本前提。

哈耶克对于组织持悲观态度。他认为，所谓的秩序其实可分为“自生自发的秩序”与“组织秩序”，而这两种秩序是完全不同的。它们分别由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来支配。既然社会规则主要体现在法律，那么也就有自由的法律与立法的法律的区别。通常我们所说的“社会的”或者分配的正义，只是在组织秩序中才具有意义。而它在自生自发的秩序中，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大社会”或者卡尔・波普尔所谓的“开放社会”当中，则毫无疑义且与之完全不相容。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即使自由民主制度模式占据支配地位，因为代议机构（比如议会）既制定正当行为规则（如立法）又指导或管理政府，而必定导致自由社会的自生自发秩序逐渐转变成一种服务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联盟的全权性体制。正是这样，民主体制一步一步远离了它最可靠地保障个人自由的初衷。

在第一卷当中，哈耶克建构起他的自由理论，他重点论证了自由为什么是一个重要价值的问题，自由在哈耶克的整个社会哲学中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哈耶克指出，自由就是不受制于不正当的强制，这样，个人在社会当中必须具有确实地获得保障的领域。而法律就是自由的基础。

但是有组织秩序的法律，也有自生自发秩序的法律。即所谓的公法与私法。为了防止混淆公法与私法，就得把法律与立法区别开来。它在学理上建构起了社会秩序规则的二元观，把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区分开来。肯定了“私益”的价值。

精彩摘录

这意味着，尽管这些规则最终会有助益于特定的（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未知的）目的，但是，也只有当人们把它们当成终极价值而不是手段-也就是把它们真正当成人人共有的唯一价值且不同于个人特定目的的时候，它们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目的并不能够证明手段为正当”这项原则的含义之所在，也就是诸如fiatjustitia,pereatmundus(即使世界毁灭，也要行使正义）这样的格言的含义之所在。

——引自第23页

经济理论并不是以大多数或所有参与市场过程的人都是理性的这样一个假设为基础的，相反，经济理论乃是以另一种假设为基础的，即一般来讲，正是通过竞争，少数比较理性的个人才会使其他人认为有必要为了取得成功而竭力仿效他们并与之展开竞争。

——引自第3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