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序

陈冠中

这里是2000年后我在北京写的部份文章。

那时开始我跟国内文化、知识界的朋友连续而紧密的接触，随后若干年来我都在一面补课，追溯、辨识同代大陆读书人的知识宗谱，一面交流、思考他们当前的问题意识，因为我是带着同中有异的“前知识结构”进来的，难免有冲撞也有互补，需要不断对话。

1992年至1994年我在北京待了两年多，然后去了台北六年 -- 令我大开眼界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加上之后在北京，这就成了我长达二十年在知识上的调整補充期，连我笔下的香港都不一样了。

之前大部份的时间我都在香港，借信息自由之便，寻觅到不少在当年香港都算是主流之外的异端思潮和小众趣味：文化上我跟同代的文青一样，在青春期受到英美摇滚民谣、反叛文化、台湾作家和欧陆电影影响；社会立场上我是支持解放、包容和替弱势争权的“进步主义”者；政治思想上则是从马克思主义和七十年代的欧美“新左”（我在1981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是關於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的文论），转到坚决反对专制的自由主义（哪怕只是罗尔斯、納斯鲍姆一类的正义自由主义、能力自由主义），向往社会民主，同时照样厌恶各种形态的帝国霸权；经济上接受“混合经济”，从八十年代开始就转向“后凯恩斯”观点，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但是反对市场基本教义派。八十年代的香港还让我注意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文化研究、后殖民、大历史、地球村意识和世界主义的议题。来大陆之前，我认为不管怎么说，自己都该算是左翼的 -- 哪怕只算是中间偏左或自由主义左翼，一种犹豫的、对许多困惑都没有现成答案的但却清晰的反对暴政、讨厌谎言、拒绝残忍的左翼。

到大陆后发觉自己不能认同中国式的“新左派”。

虽然自由主义左翼听上去像是悖论，我觉得有时候也只能用“左翼自由主义者” 这个不理想的说法来识别自己。

这里并没有收集太多我的政论時評，但多篇文章涉及上文提到的关注点，都是2000年以后我在大陆期间，多少带着中国问题意识写的。

感谢徐晓的坚毅策动，张万文的编辑，中信的出版。

作品目录

作者简介

陈冠中，香港作家。生于上海，长于香港，曾在台湾居住，现居北京。先后就读于香港大学与美国波士顿大学。绿色力量、绿田园有机农场、香港电影导演会等发起人，现任绿色和平国际董事。1976年创办生活潮流月刊《号外》。曾在90年代中期任《读书》海外出版人。著有小说“香港三部曲”（《 太阳膏的梦》、《什么都没有发生》、《金都茶餐厅》），评论集《城市九章》等。

陈冠中，一个可以同时用中国近60年来主流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进行非主流思考的作家。

梁文道曾经这样说过：“从前我一直都说不准陈冠中的形象。最早他是全华文世界第一个写专书介绍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冷门作者，后来创办《号外》，引领城市文化风潮，再后来他写电影剧本、管理唱片公司、写小说。但自从陈冠中定居北京之后，我对他的印象反而清晰了。原来他始终是个作家，一个锐利的作家。几年前，他开始有系统地书写香港，其自省之身足令...

(展开全部)

精彩摘录

在出道的20世纪70和80年代，我们在经济上尝到甜头，这成了路径依赖，导致我们的赚钱板斧、知识结构、国际观都是局部的、选择性的，还以为自己见多识广。我们的整个成长期教育最终让我们记住的就是：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这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思想心态：我们自以为能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

——引自第7页

不在公共领域集体争权益，只作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特点：20世纪90年代中出现往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移民潮。对部分南来的老一代是再出走，对婴儿潮一代是留学以外第次有规模的离散，大部分是因为1997年要回归而移民，故不是经济移民，而是替家庭买一份政治保险。有部分家庭，将太太和子女送到国外，丈夫仍在港工作，成为“太空人”，因为香港的工作更能赚钱，兼想要两个世界的最好。真正断了香港后路者，他们的位置也很快为留港的原下属补上。许多成年人移民后的香港身份认同并没有动摇，身在国外心在港。对我这代来说，在亚洲金融风暴前，从财富和机会成本计算上看，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应属失策。眼见香港持续发达和内地的变化，1998年前后回流香港的人也不少。当然也有决心融入移民国，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总的来说，移民潮势头虽强，最终只是移民个人和移民国的新经验，过后竟没有在香港留下重大烙印，没有妨碍过去20年香港主流的发展，而“九七效应”更曾一度加强这主流：赚快钱。

——引自章节：我这一代香港人：成就与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