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的视角,探讨了清代朴学发生、发展、演变的历程及其基本特征,对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崛起、内涵、特征及其走向,乾嘉朴学的产生、发展和兴盛,清代中叶学术思潮的盈虚消长和盛衰转换,作了客观的阐释和翔实的论证。揭示了一代学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所发生的演化和变迁及其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所展现的风格和特点。
二、惠栋与吴派学者:朴学的确立
在清代学术发展史上,惠栋是首先打出汉学旗帜的学者。他远绍清初顾炎武诸学术大师博通务实的学风,近承阎若璩、胡.渭的治学途径和方法,又接续家学渊源,于学术研究中详征
博考,爬梳钩沉,致力于汉儒经学的发掘和表彰,终于使一代学术由此发皇。
惠栋(1697—1758年),字定宇,号松崖,江苏吴县人,出生于世代传经的官宦之家。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他“自幼笃志向学,家多藏书,El夜讲诵,自经史、诸子百家杂说、释道
二藏,靡不津逮”,但却时运乖蹇,乡试不第,荐举亦落选,故一生未涉仕途,而以讲学著述终老。
惠栋继承家学,十分尊信和推崇汉儒经说。他的父亲惠士奇已很重视汉人对经籍尤其是对《易经》的疏解,曾说:“《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备于孔子,而其说犹存于汉。不明孔子之《易》,不足与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与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远问庖羲,吾不知之矣。汉儒言《易》,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适变,荀爽以升降,郑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纳甲,其说不同,而指归则一,皆不可废。”又说:“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惠栋则进一步推而阐之,自谓“栋四世咸通汉学,以汉犹近古,去圣未远故也”。又称赞“汉儒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惠栋还批评魏晋以后的学术,经义沦丧,异说纷纭,他说:“盖魏晋以后,经师道丧,王肃诋郑氏而稀郊之义乖,袁准毁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邹湛讥荀胥而《周易》之学晦。郢书燕说,一倡百和,何尤乎后世之纷纭也!”
为构筑汉学的森严壁垒,惠栋有力地揭橥并确立了汉学的治学宗旨。他极力强调:“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
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戴震总结惠栋的经学思想,也说:“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正是经由惠栋的倡导,由古书的文字、音韵、训诂以寻求义理的主张,才得以正式确立,并成为汉学家共同尊奉的宗旨。
在学术研究中,惠栋努力实践自己的治学主张,致力于搜辑钩稽汉儒经说。他汇辑《易》、《书》、《诗》、《礼》、《公羊传》、《毂梁传》、《论语》等经籍的古字古言、古音古义,于“贾、马、服、郑诸儒,散失遗落,几不传于今者,旁搜广摭,裒集成书”①,撰《九经古义》十六卷,以发明汉儒专门训诂之学。后世学者评论是书“单词片义,具有证据,正非曲徇古人,后之士犹可于此得古音焉,求古义焉,是古人之功臣而今人之硕师也”②。
对汉人《易》说,惠栋研究尤深。鉴于“《易》为王、韩所乱,汉法已亡”③,他继承学家,精研二十余年,辑录两汉经师孟喜、虞翻、京房、郑玄、荀爽诸家《易》说,并发明《易》理,辨正宋儒《河图》、《洛书》之非,著《易汉学》八卷。又“考究汉儒之传以发明《易》之本例”④,著《易例》二卷。在爬梳汉儒《易》说的基础上,惠栋进而以荀爽、虞翻为主,参以郑玄、宋咸、干宝等各家之说,融会贯通,疏解《易》义,撰《周易述》一书。该书原定四十卷,后因惠栋病逝,只完成二十三卷。尽管如此,由于惠栋专主发挥汉儒之学,致力于汉儒《易》说的钩稽和考证,仍在当时及后世的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钱大昕盛赞其精研三十年,“汉学之绝者干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灿然复章矣”⑤。《四库全书总目》也评论说:“自王弼《易》行,汉学遂绝,宋元儒者,类以意见揣测,去古寝远。中间言象数者又歧为《图》、《书》之说,其书愈衍愈繁,而未必皆四圣之本旨。故说经之家莫多于《易》与《春秋》,而《易》尤丛杂。栋能一一原本汉儒,推阐考证,虽掇拾散佚,未能备睹专门授受之全,要其引据古义,具有根柢,视空谈说经者,则相去远矣。”①
继阎若璩、胡渭之后,惠栋首倡汉学,标志着清初的实学思潮向18世纪的朴学转变的完成。自此而后,清代学术进人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空疏的理学进一步遭到唾弃和否定,朴实的注重考经证史的汉学得以蓬勃发展起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首先高扬汉帜,努力钩稽表彰汉儒经说的惠栋,得到了学者的一致推崇和高度评价。钱大昕认为:“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剿袭人言,以为己有。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②戴震也说:“盖先生之学,直上追汉经师授受欲坠未坠埋蕴积久之业,而以授吴之贤俊后学,俾斯事逸而复兴。”③
不过,惠栋在明确打出汉学旗帜的同时,也开始表现出其学术本身的弊病,这就是嗜博、泥古。处于汉学发韧之初,为彰明湮没已久的汉人经说,特别是《易》说,惠栋广搜博采,不遗余力,不免今文古文杂糅,精华糟粕并陈。即以《易》学而论,汉代《易》学有施雠、孟喜、梁邱贺、京房诸家,均属今文,又有费直、高相二家,均属古文。惠栋说《易》以荀爽、虞翻为主,参以郑玄诸家之说,而虞翻世传《孟氏易》,属今文家,荀爽、郑玄则传《费氏易》,属古文家。惠栋将今文、古文兼收并蓄,杂糅不分,不免相互抵触。又汉代今文、古文各家《易》说均有所侧重,如孟喜好言卦气,京房喜谈灾异,荀爽主于升降,郑玄专主爻辰,虞翻则精于纳甲,都不同程度受到当时谶纬之学的影响,或多或少流于阴阳灾异之说。惠栋也不加别择,全盘继承。诸如惠栋订正《易经》七十余字,以复古字,此无疑属古文《易》体系,但其说《易》又多采今文经学,援引阴阳灾异之说乃至谶纬思想。王引之评论惠栋“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①;《四库全书总目》更直接指出“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占,其短亦在于泥古也”②。这些批评,是颇有见地的。
惠栋的学友和弟子大多都是江南人,所以被称之为汉学中的“吴派”。任兆麟说:“吴中以经术教授世其家者,咸称惠氏。惠氏之学大都考据古注疏之说而疏通证明之,与六籍之载
相切。传至定宇先生,则尤多著纂,卓卓成一家言,为海内谈经者所宗。”其学友和弟子中,尤以沈彤、余萧客、汀声、王鸣盛、钱大昕等人*为著名。他们大多恪守惠栋尊祟汉学、强调文字、音韵、训诂的学术宗旨,在经学乃至史学的研究中作出了卓越的成就,但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泥古、佞汉的弊端。
……
序
最近二十多年来,伴随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日趋繁荣,学术史研究一如众多相邻学科,愈益引起学者关注,喜呈方兴未艾之势。其间,不惟若干有分量的断代专题论著陆续问世,而且贯通数千年的成卷帙作品,亦纷纷酝酿。行将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刊布的《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便是这样一套通古为史的崭新力作。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近二十年间崛起的优秀中青年学者,学风严谨,成就斐然,业已成为各自学科的学术中坚。他们充分发挥一己的学术专长,彼此交融,相得益彰,形成强劲的群体优势,从而赋予丛书以厚重的学术分量。丛书上起先秦,下迄明清,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学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及其演进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成功梳理。深信丛书的出版,对于学术史与社会史研究的深化,当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们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灿烂的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永葆青春,显示了世界其他古老文明所无与伦比的强大生命力。这样一个生命力是如何获得的?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结撰《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的各位教授,以他们的学术实践表明,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把中国古代学术与古代社会发展的独特路径揭示出来,恐怕是一具有意义的努力方向。祖武为学也晚,近二十余年间,一直以阅读学术史文献为每日功课;摸索中国古代学术与古代社会独特的演进途径,始终是一经贯之的学术追求。只是秉性迂拙,为学不勤,虽迭经寒暑而未得要领。如今,喜见诸位年轻朋友锐意求新而后来居上,不禁为之由衷敬佩和欣慰。借此机会,谨就平日读书之一得,敢与丛书的各位作者唱为同调。
研究学术史而与社会史相结合,这是治中国学术史的前辈诸大师为我们树立的一个好传统。钱宾四先生是中国学术史学科的杰出奠基人之一,在这个问题上,钱先生为我们做出了卓越的示范。继《先秦诸子系年》和《刘向歆父子年谱》之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宾四先生又推出另一部重要著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这部论著所提出和讨论的诸多问题中,“乾嘉经学所由一趋于训沽考索”,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经学中人何以一趋于训诂考索而有乾嘉学派之谓?钱宾四先生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虽不似梁任公先生同名论著之辟为专题讨论,但真知灼见,则每在
字里行间。关于这个问题,钱先生之所论,在如下几个方面,尤称创获。
第一,清代学术与宋明学术是一个后先相承的整体。钱先生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开宗明义即指出:“窃谓近代学者每分汉宋疆域,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
之是非。”(《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自序》。)循此以进,宾四先生将论学的重点摆在揭示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上,先生说:“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日必始于宋。何以当始于宋?日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习斋,一世魁儒
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者。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同上书上册,第一章《引论》。)钱先生之所论,高屋建瓴,准确地揭示了从宋学到清学问必然的内在联系,说明了论究学术史,必须实事求是地梳理学术源流的道理。
……
黄爱平,历史学博士,1955年4月生,广西桂林恭城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史研究所副所长,并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史研究所副所长,并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历史学科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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